“号角当年数《救亡》，杜鹃啼血报春芳”，这两句诗出自当年常为《救亡日报》撰稿的著名作家秦似的七绝《雨中与文管会同志访遗址》。诗中对《救亡日报》忠于祖国、忠于民族，为抗日救国竭力呼号的业绩作了真实写照。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8月淞沪抗战时创办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进步报纸，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报社迁往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又迁桂林。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压迫下于2月28日停刊。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报社的中共支部领导下，《救亡日报》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旗帜，深得广大读者喜爱，不仅风靡八桂，还远销粤赣湘黔川以至香港、南洋等地，成为当时很有声望的抗日喉舌。

　　艰苦创业

　　广州沦陷前夕，《救亡日报》的职工历尽艰险，辗转来到桂林。他们大都是外省人，流徙榕城后，囊空如洗，连生计也难以维持。为使报纸早日复刊，继续发挥它的战斗号角作用，报社同仁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夏衍同志“焚膏油以继晷”，突击写出剧本《一年间》，交给桂林戏剧界义演，为报社募集资金。

　　为免遭日机轰炸，保证报纸每天正常出版，报社编辑部、印刷厂设在桂林郊区白面山的一个岩洞里。大家住的是用竹子、泥巴搭制成的茅寮。有的职工没有床铺，就睡地板过夜。全体职工都不发工资和稿费，每月只有大约能买一斤猪油的津贴费。为了节省用度，报社厉行精简，连同编辑部、印刷厂、发行所、出版社，全社才四五十人，做到“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几个人吃一个人的饭”。廖沫沙、司马文森、周立波等多才多艺的同志，还从事“第二职业”，到学校兼课，或为别的报刊撰稿，以增加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资助有困难的同志。为了抗战大业，大家含辛茹苦，忘我工作，使报纸在当时困难时局、艰苦环境下得以站稳脚跟，坚持出版。

　　执笔呐喊

　　1941年元旦，该报编辑廖沫沙在编辑部题了一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春来。”这是对该报工作生动形象的概括。

　　《救亡日报》善于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和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浴血奋战的业绩。常以社论、评论、笔谈等方式含蓄地转达党的指示；以援引、转载外电、外报的手法，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捷报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就。每当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际友人莅临桂林时，便派记者跟踪采访，报道他们的抗日言论和在各抗日根据地的见闻，既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又使国民党顽固分子无隙可乘。

　　《救亡日报》不遗余力地报道广西和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使之汇入淹没日本侵略者的滚滚洪流。1939年初，广西学生军在桂林集训结束，将分赴各地开展救亡工作。《救亡日报》在2月14日发表题为《送别——勉广西学生军诸君》的社论，热情赞扬学生军是“救亡运动的实际工作者”，勉励他们“唤起民众，教育群众，组织民众……自发地、有永续地参加救国工作”。随后，又连续发表学生军在各地致力“唤起民众”的消息、通讯。1939年秋，桂东南陆川县的一批女青年建立妇女游击队，日夜操练备战，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慰劳军属等工作。《救亡日报》于11月14日发表通讯《南路的女游击队》，把她们比作“木兰转世”。

　　1939年8月，《救亡日报》创刊两周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该报题词：“坚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亡日报》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坚持全民族抗战鼓与呼。总编辑夏衍撰写了《遵行孙中山的遗教》《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等多篇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社论。对友军奋勇抗战的事迹，该报一视同仁热忱地予以报道。1939年4月6日，在台儿庄会战一周年时，《救亡日报》特编发《台儿庄胜利纪念专刊》，热情讴歌国民党爱国将士同仇敌忾、舍身不恤、忠勇救国的功绩。同年冬，日军自钦州湾登陆，入侵南宁。白崇禧、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即组织桂南会战，英勇抗击来犯之敌。在历时一年的桂南作战中，《救亡日报》发表了数十篇社论、战报，褒扬英烈，勖勉将士，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并派记者华嘉、陈紫秋、丁明等到战地采访。先后发表了《在杜军最前线的一日间》《邕铁路三百里踏破记》等十多篇战地通讯、特写，表彰桂南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