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罗伊·格林（Roy Green）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一个善于思考的国家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竞争》（A Thinking Country’s Guide to Competing on the Global Stage），就澳大利亚未来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澳经济表现与制造业关系密切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变革，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时代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灵活、专业化程度更高、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更高的制造业价值链。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日渐呈现衰退之势，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应大步迈向“后工业”服务经济，制造业将不再重要。对此，格林并不完全赞成，他在文章中提到，虽然服务业提供了澳大利亚大部分就业岗位，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国际贸易，知识密集型制造业（knowledge-based manufacturing）仍然是世界贸易中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制造业能驱动科研创新和技术变革，从而提高生产率，还有助于实现对外贸易平衡。

　　制造业受到原材料出口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澳大利亚刚刚经历了历史上又一次“矿业繁荣”，煤炭和铁矿石的出口拉高了澳大利亚进出口交换比率。然而，随着国际铁矿石价格的下跌，澳大利亚进出口交换比率走势逆转，原材料出口量或许会增加，但获得的收益正在减少。另外，“矿业繁荣”掩盖了近几年澳大利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这些因素都令澳大利亚经济脆弱，易受冲击。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同时推动制造业的革新和重振。

　　当天，“对话”网站还刊发了墨尔本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加恩（Peter Gahan）撰写的文章《为什么澳大利亚经济仍然需要制造业》（Why the Australian Economy Still Needs Manufacturing）。文中提到，虽然很多人都对未来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但是只要有适合的政策，制造业就会迎来再次繁荣。加恩表示，“经济增长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能反映出很多要素，例如外商投资与制造业扩大间的关系、制造业与新技术投资和创新间的关系等，因此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增长的助力器”。

　　推进“灵活专业化”发展策略

　　如今，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高度全球化”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即“微型跨国公司”（micro-multinationals）已经在为国民经济创造和捕捉价值。这些企业将“灵活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作为全球市场和价值链上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特色是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说过，20世纪的企业是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一描述很准确。然而，对于21世纪的企业特别是新兴“微型跨国公司”来讲，想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还需将设计思维与商业分析相结合。

　　对于不同人来说，创新的意义不尽相同。在当前语境下，它既可能包含产品和流程的渐进式改进，也或许是数字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其他革命性的改变。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只占全球比例的2%，因此，专业化对于澳大利亚新技术的研发、传播仍具有重要意义。而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创新支出投入在非技术创新领域，如新的商业模式、管理实践等。在这些方面，比技术上的专业化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当前客户，特别是潜在客户的需求。

　　培养“跨界”人才

　　加恩提到，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占劳动力总数的14.2%下降到8.2%。未来政府如何制定持续有力的政策以保护制造业者的权利，将成为改变制造业现状的关键，同时也离不开行业在创新等方面的引领与支持。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ni Rodrik）曾表示，制造业吸收了大量的中等技能劳动力，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因此在很多国家，制造业一直很受欢迎。然而，新的商业模式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不能再仅仅“适用于”有限的职业和岗位，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他们还需具备团队合作、沟通、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等方面的“跨界”技能。这些技能对于制造业的创新至关重要。

　　悉尼科技大学曾主持开展过一项就澳大利亚制造业企业管理情况及其与生产率关系的调查，该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在运营、绩效和人事三个管理方面均未达到一流水准，尤其不善于培育人才，而这正是创新能力的源泉。

　　为长远发展投资

　　10月14日，澳大利亚工业部发布旨在激发工业竞争力的《工业创新与竞争力计划》（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genda），其中关键性举措包括：鼓励员工持股，改革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对科学、技术和数学技能的教授，放宽对申请457临时工作签证的海外劳工的英语与技术限制，推出可迅速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的高端投资者签证，建立工业增长研究中心（Industry Growth Centres）等。

　　其实，许多国家都在推行类似的规划和措施，增加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投入，因为这是刺激长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最好办法。例如，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由联邦政府拨款10亿美元成立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组成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旨在通过政府部门、产业界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来促进制造业复兴。英国早在2007年设立“技术战略委员会”，以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资、明确未来主攻的市场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荷兰政府2011年确定了农业和食品、化工产业、创意产业、能源、高科技系统和材料等优先发展的领先产业，这些产业都具有知识含量高、产研结合度高、有望为社会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等特点。

　　格林说，当今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挑选赢者”（picking winners）的做法，今后的重点是建立起有竞争性、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抛弃过时的方式手段，才有机会探索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