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的出现、生成与发展,基本上是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和对话过程中展开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哲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十余年的恢复、积淀之后,至90年代中期,中国哲学就表现出了自我创新的新气象,出现了众多既立足于中国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社会,又较为充分吸收西方哲学中有价值思想的新的哲学理论。

　　从比较哲学到哲学体系创新

　　冯契晚年融合中、西、马三大哲学系统的思想资源,创立了“广义认识论”,提出了“转识成智”的新智慧说,并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缺陷,但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辩证逻辑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前提下,冯契集中关注了认识论、逻辑学与理想人格三大方面的问题。其哲学的基本任务是要回答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的哲学不是书斋里为了回答“哲学是什么”的纯学术性的哲学,而是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回答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其哲学的基本性格是面向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哲学精神相吻合。

　　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从语言到问题意识,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风格。其所说的本体论,虽然与西方哲学的形上学或曰本体论相关,但更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陈来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一神论的信仰,因此在有关实体与本体的问题上,无须推出自然与上帝抗衡,“万物一体”即是实体、本体。而由宋儒发展并确立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仁学思想,就成为他的“仁学本体论”的合理的思想资源。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超越了传统儒家或以心为本体,或以理为本体的各种本体论,并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将自己的“新仁学”称为“爱的智慧”的学说,以之与西方哲学中“爱智慧”的诸种哲学本体论区别开来,这一点颇富新意。

　　与前两者相较,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则更多地体现了综合中、西、马哲学资源的特征。他在考察西方的形而上学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的形而上学总是试图以某种或某类存在为本原,因而在讨论作为终极存在的统一的大全时,就会蕴含着对世界静态、片面的看法,从而最终形成与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杨国荣看来,哲学的使命便在于敞开和澄明存在的具体性,而哲学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地达到并回归具体的过程,在扬弃存在分裂的同时,消除抽象思维对存在的掩蔽。因此,哲学认识的具体性指向,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哲学的本质。要而言之,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是用西方哲学的形上学的框架与语言,讨论冯契哲学中的“转识成智”的“智慧说”问题。这种哲学的言说方式试图以西方哲学家听得懂的方式讲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或本体论。

　　除了以上三位哲学家之外,在比较哲学视野下,还有其他一系列哲学家都值得关注。西方哲学领域里,晚年的张世英吸收西方后现代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理论,并与中国哲学的阴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现实世界的精神结合起来,批评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纵向超越”的形上学,提出了“横向超越”的形上学,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哲学的“想象”思维,在现实与历史、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的、具体的联系中理解世界的无限性与关联性,进而培养人的超越性思维。晚年的王树人通过对西方抽象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的批判,提出了“象思维”的新思想,试图超越概念思维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方式进行思维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