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赴德国留学11年后，于1946年秋回到北京。当时，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阴法鲁老师把他接到五四大街（当时叫汉花园）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教师宿舍暂住。过了几天，阴法鲁老师又将季羡林先生送到东城区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那是好几进十分古老的四合院，古树参天，阴森可怕，平时是没有人敢去居住的，而季先生独自一人，毫不惧怕，一住就是六年。

　　他到北大，先是副教授，很快就提升为正教授。这件事虽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经手办理的，但也得到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的同意。周炳琳那时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正如《傅斯年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迁到西郊燕园。一直到1953年春，季先生才搬到新落成的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502号居住，1958年迁到新建成的北大朗润园第十三公寓101号。后来因为书籍实在太多，学校又将第十三公寓102号也分配给他使用。

　　1953年以来，我也住在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经常在打开水的房子里见到季先生，也与他同在第一公寓的教师食堂吃饭，我们遇到了就顺便打个招呼。

　　20世纪50年代，我国粮食供应开始有困难。中共北京市委领导让我对有限条件下的粮食供应提出意见和措施。为此，我特地去询问季先生，向他仔细了解战时德国凭证供应居民粮食等物的情况。我将它写成报告上交北京市委，转报中央，为日后发行粮票等票证提供参考。

　　季先生在北大东方语言系开设的几门课程都很偏僻，很可惜，我未能听过他的讲课，却有幸得到他来听我的课。

　　1956年秋，北京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夜大学课程，教授们都必须来听课。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刚从高级党校学成归来的一位女士担任主讲，她刚讲了第一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就由于教授们难以听懂，校方不得已叫我去代她讲课。我的第一讲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季先生听了以后，给出很高的评价。他说：“两节课（每节45分钟）里，就能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实在难得呀！”

　　“文革”后，他天天在朗润园第十一公寓湖边的木椅上闲坐。多年前，湖北洪湖友人送给他的莲子，他都掷在此湖中，现已繁茂盛开。

　　他曾经声明，要辞去“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这一称号被人吹出来后，他认为自己是搞“洋学”的，就声明辞去。

　　后来，他身患重病，住入301医院军级干部病房。院方管理很严，不让任何人去会见他。我去看望他时，得到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301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富东同志的帮助，才得见面。

　　季先生的病房哪里是病房呀！他居然把病房布置成书房了。房中有许多装满了书籍的书架，还有堆满了书籍的写字台，他在病中仍然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