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对他在讲解治水工程等问题上的方法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习仲勋同志不仅在会上和媒体公开了这封信,还称赞“这封信写得很好……下面干部敢讲真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这件事过去将近40年了,至今还屡屡被人提起,说明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对今天仍有启迪。一方面,习仲勋同志处理这封信的态度值得称道,说明他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和从善如流的风范;另一方面,写信人麦子灿出于公心、敢于直言,说明他胸怀坦荡,有敢给领导纠错的担当。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形势下,我们既需要锤炼能容尖锐批评的雅量、鼓励逆耳之言的胸襟,也要有“心底无私敢直言”的精神,正确行使作为共产党员的批评和监督权利。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下级来说,既要服从上级,又要敢于讲真话、报实情、进诤言。很多时候,正是下级的善意提醒、中肯建议为上级所采纳,才避免了决策失误。1947年陈赓接到“率四纵四师回师陕北”的命令,不是无原则地执行,而是着眼大势,向中央直言“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并献上“南渡黄河,再给敌人胸口插上一把刀”的谋略。中央接受此项建议,遂促成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相互支援,问鼎中原,迅速形成对我有利的战略格局。

　　讲真话、报实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的需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原则意识淡化、批评武器钝化、同志关系庸俗化。在一些人眼里,“谁官大谁说了算”,领导意见不管正确与否,一律“照单全收”,即使明知不对,也不指出、不纠正。更有甚者,出于私心杂念,曲意迎合领导的错误决定,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也助长了不良政治生态。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同志之间经常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相互提个醒,既是对同志政治上的关心爱护,也是对党和军队的事业负责。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抑或同志之间都应该这样做。然而,“批评难”的问题仍久治未绝,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批评仍存在不少“盲区”和“误区”,担心批评上级“吃不准”“过了界”,害怕“穿小鞋”等顾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用好,领导干部就要做到豁达大度,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引导部属讲真话、报实情、敢谏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批评;作为下级,则要正确处理好“听从”与“盲从”、“服从”与“顺从”以及“服从领导”与“独立思考”等关系,做到“服从”不“盲从”,无论出于党性要求,还是职责所系,对领导存在的问题都能大胆指出来,特别是那种明显的错误、工作上的硬伤,更应及时果断地指出,防止造成大的决策失误和工作偏差。

　　“居官动谓迫于上官不得不从者,毕竟自己无真见,而有私心也”。这番话说得到位而透彻。实际工作中,下级对上级一般性工作建议常见,而涉及原则性的尖锐批评较少,问题还是出在“无真见”和“有私心”上。因此,正确开展批评,一是要打消思想顾虑,真正做到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敢于监督,勇于纠错;二是要提高站位善诤言,多提有见地、有质量的意见,批评注意场合和方法,这样既维护团结统一,又达到纠错指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