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外交的艰难

　　“外交”这个问题在中华传统帝国的时候并不以我们今天想象的样态存在。在中华帝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中，没有基于对等性的内外之分，“内”是文明的制高点“中华”，“外”跟我们完全不对等，它们或者是藩属国，或者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连人都不算，只能用犬字旁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理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外交事件。我们看到了乾隆的自大，但也能看到与此矛盾的事实，即乾隆很清楚地知道英国的海军很厉害，在西方世界也是依仗海军的力量抢占别国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但他为什么还要把英国拒之于千里之外呢？因为一旦大清接受了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要求的话，英国就要与大清平等交往了，而在帝国的自我意识当中，不存在对等的外部政治体。假如英国来平等贸易平等交往，大清在其华夷秩序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而且那时大清还是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强行地要求什么。

　　但是形势比人强，过了短短几十年，西方迅速崛起，大清被一群没资格与自己平等的“蛮夷”打得落花流水，这对天朝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是要完全拒绝与对方平等交流的话，只能被打得更惨。第一次挨打就是鸦片战争，但这并未让中国转变世界秩序观念，我们仍然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很快便带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非常惨，以至于帝都被攻陷了。但也正是因此，大清开始重新认识西方。在传统王朝时代，帝都的沦陷基本上意味着这个朝代灭亡了，意外的是这次西方要了点钱，要了点政策，然后就撤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是大清无法理解的。很快洋务派就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就是西洋鬼和传统的外敌入侵改朝换代全都不一样，他们不会“利人土地”，只要求从你这获得贸易的权力，要求一些相应的身份、法律的待遇等。在传统观念看来，这种不“利人土地”，只“利人财富”的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人，但也是可以找到办法驯化的一群人。所以大清在这个逻辑下和西方打交道，一方面，心里开始知道西方的底线在哪；另一方面，也知道跟西方打交道不能完全依照传统的逻辑。于是大清开始转型，这包括了洋务运动，以及新的制度的设置，比如总理衙门等。在总理衙门的设置当中，大清也重新勾勒了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一方面，对自己的藩属国仍然处于一种天朝居高临下的姿态中，另一方面，它也看到了被迫要与其平等相待的诸个西方国家，彼此之间有可能形成利益冲突的局面，所以大清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列强之间的实力均衡求得自保。但这还不够，还要继续往前，最起码要真正平等地和列强相处，而不是处于一种仰人鼻息的状态，这就需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