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袁世凯

　　张之洞的人生历程几乎与晚清相始终，尤其是其后半生作为重臣名宦，在军国大事中举足轻重。袁世凯则较晚出，迟至清末起家，尤其是民国代清之变局及民初政坛中的要角，但最终死于因复辟帝制而遭举国讨伐的惊涛骇浪之中。袁世凯宦海沉浮、荣辱成败上的变化之剧、反差之大，张之洞未曾有之。不过，两人间毕竟有过多年交集，既同为清朝要员，又在多方面显示出明显差异，具有不同类别的典型性。拟就此简作论说，以期对认识这两个历史人物及从中察世悟道有所助益。

　　政治品格

　　政治品格是品行、道德和作风等基本政治素质事项的综合体现。对当年的张之洞和袁世凯辈来说，是“公忠体国”还是挟私钻营，是反映其政治品格优劣的根本要项。

　　张之洞可以说是“公忠体国”的正面典型。在那个时代，“君”和“国”是密切联系的；而以张之洞的身份，“体国”与“忠君”实不好分开。他对“忠”是格外看重的，可以说至死念念不忘。据其族孙张达骧记述，张之洞病重期间，摄政王载沣前来看望，赞其“公忠体国”，他则以“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敢不自勉”作答，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武汉文史资料》总23辑）。其实，“公忠体国”与“廉正无私”不啻一对孪生兄弟，很难想象，一个贪赃枉法者能够“公忠体国”。张之洞的确称得上“廉正”。知情人鹿传霖说，张“自居外任以来，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送礼物”，“服官四十年，故里未造一间房，未置一亩田”，朝廷赐银，他也“不入私囊”，而投向慈善事业。他死后，清廷上谕中即以“公忠体国，廉正无私”八字褒之，可谓对他的“盖棺定论”。需要解释的是，张之洞不是有“屠财”之名吗？那主要是指他“喜好建设”，有大魄力而不惜巨费开销。其间也许不无因失于周密计划和合理安排而导致的浪费，但毕竟与贪污腐败是两码事。还应注意，张之洞对“利”曾作“公利”“私利”之分，并谓：“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公利私利》）总之，他是为公为国争利。再往宽处说，他对自己的为官宗旨也有概括，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六）。这自更有助于说明其政治品格，可谓持守“忠节”而调和“新旧”。

　　相对于张之洞，袁世凯于此则可以说是以负面为主的。他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一部钻营史。他为升迁攫权，善于投机，工于权术，不惜卑鄙手段，不讲节操底线，看人下菜，有奶便是娘。他在驻朝鲜期间，靠夤缘李鸿章稍一得势，便“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张謇语）。及至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夕，他鉴于形势险恶，怕危及自身，不顾公务、国事，托病急切求归，仓皇回国。随着战局和时局变化，李鸿章权减势衰，袁世凯便疏李而改趋荣禄等人，赢得“小站练兵”的主持权，成为其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支点。随后在戊戌之局中，他见风使舵、诡诈投机的表现为人熟知。再往下就是他跻身疆吏后的“鼎盛”之期了，而翻云覆雨的权术施展亦不稍减。无论如何，在“廉正”方面他实难及格，就说其“贿”事吧，为夤缘利用权贵而行贿为其惯技，而所需大把大把的银子，还不是靠贪污纳贿而来？可见，在政治品格的大端方面，张之洞与袁世凯优劣反差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