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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阳刊刻小说历经宋元明三代，至清代尚有零星雕刻。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期，建阳刊刻小说以其数量众多而引人注目。建阳刻书几乎见证了中国小说从雅致书斋走向社会大众的全过程。

　　由于宋以来朱子学的影响，以及建阳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状况等原因，建阳刊刻小说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因此大大影响了明代小说史的面貌，甚至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走向起过决定性作用。

　　前期多出应试书

　　明代初年首先掀起小说阅读热潮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当时广为流传的另一类文言小说是以元代《娇红记》为发端的中篇传奇。此外，明代前期还有大量的传奇、志怪、志人、杂俎以及其他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丛钞。

　　面对如此“热销”的文言小说，建阳书坊却很少刊刻。《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算是较通俗的文言小说中比较雅正的作品，或因如此，在宣德八年（1433年）建阳知县张光启刊刻之后，正德六年(1511年)杨氏清江堂翻刻，此为明代建阳书坊大量刊刻小说之先声，但此后未见其再次刊行。

　　嘉靖之前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与刊刻尚少，明代前期小说的主流显然是文言小说，而建阳书坊极少介入。明代万历以后，小说甚至成为建阳书坊刻书的支柱品种，文言小说所占比重依旧极小。这种语体倾向有其读者定位的需要，也有出于教化的自觉选择，更有明代前期政府管理和利益驱动的原因。

　　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地位特别，当时全国的科举应试之书多出于建阳书坊，书坊承接了许多官方委托刻书的任务。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理学诸子后裔多有优待，不少书坊主以理学诸子后裔自居。当时福建各级政府机构，还有建宁和建阳历任长官、理学名家后裔以及书坊主，无论官刻、家刻、坊刻都以理学名著为主，因此吸引了当时的国子监乃至各地名士把经典著作和理学新作寄发建阳书坊刊刻。

　　由于政策导向和利益驱动，明代前期建阳刻书以儒家经典、理学名著、科举用书以及传统的医书、类书为主，大概这类稿源已经非常充足，销量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