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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教育研究既在一国同行之间研讨，也在国与国之间对话。图为2017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中俄教育战略对话专题研讨会上，嘉宾们在台上各抒己见。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编者按

　　伴随着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在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并在学科建制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了日益庞大的研究队伍，庞大的研究队伍又生产了海量的研究成果，且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但是，尽管取得诸多成就，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即作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要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本文认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还需要在“解释世界”上加大现实关怀，增强“改变世界”的使命担当意识。《孟子·尽心上》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适用于形容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无到有，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这种“显达”对研究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有“兼济天下”的现实情怀，在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的同时，也要证明所谓“显学”并非因其研究对象重要而“显”，而是因其所做的贡献而“显”。本文将从研究行动的几个关键方面出发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做到更好地“济天下”和“不负时代”，具体来说是谈论如何处理在研究立场、研究选题、研究视角中的一些内在关系，从而体现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

　　研究立场：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

　　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行动的开启，通常首先面对的而且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研究价值立场的问题。而且，作为生产“专业知识”的一种认识活动，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历来为人们所争论不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价值关联”观点。他认为：“经验科学的问题应该‘不加评价地’加以解决，它们不是评价的问题。但是，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是根据被讨论的现象的价值关联而选择出来的。”韦伯认为，在开始选择研究的课题前，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按照社会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自己研究的内容，因为任何一种历史性的叙事都是对过去事件有选择的整理，因此提出概念与假设都必须运用价值关联的方法。但是，进入研究过程后，则不能有任何的偏见，而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就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进行探索，根据自己所发现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也即韦伯认为研究前期是“价值关联”的，而进入研究过程则应是“价值无涉”的。

　　韦伯的“分阶段论”算是很好地厘清了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原则：在研究过程中，“价值无涉”是必须坚持的科学通则，应持不偏不倚的研究立场，唯如此方能达至科学意义上“求真”；但是，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前，研究立场则常常是“价值关联”的。我国学者张旭东也认为：“知识的立场后面必然有一个价值立场。没有价值立场的学术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没有依附的东西，只能是种专业技术性的东西，是没有根基的。”那么，从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研究在选题之前的“价值关联”又应持何种原则呢？因为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立场都会有所发展变化，因此这个显然不可能有绝对标准。但从相对性原则来看，有两个重要的参考要素：一是研究对象属性的变化，二是时代属性的变化。就当前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即将从大众化时代进入普及化时代，但关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研究和预判却是相当缺乏的，甚至对于即将过去的大众化时代的研究也是相对滞后的，研究一直处于跟着实践跑的阶段，而缺乏对实践的引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很多研究者都还抱着精英主义的研究立场，去研判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对象。追求卓越无疑仍是并且永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在高等教育影响到大多数人口之时，更应从普罗大众的立场出发，把公平正义作为研究的价值始基。尤其是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走向社会中心，涉及千家万户、芸芸众生，对国家社会和普遍的个体生活都存在实在意义。如果这个阶段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抱着以前的精英主义立场不放的话，当然会滞后于时代发展，更遑论引领时代。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应当能把握并引领时代变化带来的价值立场的变化，更多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变迁对于普罗大众的意味，从而更深入地探索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进程中的内在机制。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方可真正地“济天下”，也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实现其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