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和运用《宣言》思想从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纪念这部不朽著作和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

　　如果从19世纪末《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算起，至今已有近120个年头；如果从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算起，迄今也有将近100年时间。这期间，中国人对《宣言》的解读文献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主要有三种解读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

　　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这种解读工作仍然在继续。由于《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从《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译和后来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例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宣言》首句、尾句分别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6个完整译本中，其表述均有所不同。

　　翻译性解读工作在《宣言》传播的早期所占比重很大，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翻译工作日臻成熟，这个任务才逐步变轻，于是，解读模式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对《宣言》的第二种解读模式是注释性解读。翻译性解读主要是为了准确无误地翻译《宣言》文本，注释性解读则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宣言》思想而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等进行注释和介绍，包括对人物、事件、文献的注释，也包括对《宣言》历史背景以及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渊源等分析介绍。可见，这种注释性解读，注重的是对《宣言》深层思想的理解，相比之下，翻译性解读则较侧重于表层话语的理解。

　　我国对《宣言》的注释性解读有一个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先是把苏联学者的注释读本，如梁赞诺夫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注解》等翻译过来，然后加以创新，形成多种注释性读本。其创新性主要体现为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宣言》的论述，对有些问题作了考证研究，并联系中国实际对《宣言》思想进行解读，以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