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次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列强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危机，直接导致广东先贤挽救民族危亡的觉醒。

　　甲午战争前后，广东先贤为国人发出预警，并提供了变法的思想武器，掀起启蒙运动。这些先贤除了较为突出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外，还有郑观应、黄遵宪、丘逢甲等。

　　郑观应：

　　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思想先导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变法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于1894年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该书体现了他成熟而完整的维新体系。郑观应等先贤“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向国民提出了新的思想武器——“商战”，是甲午战争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对华掀起了资本输出的恶浪，郑观应主张的“商战”可谓极有针对性。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贯穿“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该书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张之洞亦评道：“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其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将偷袭我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并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的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