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带来的“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主题讲座在国内一些高校举行，与以往一些海外汉学家、海外学者带着“畅销书”和讲座而来一样，引起不小的反响。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学术生态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化，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中国学者如何建立学术自信，又如何帮助青年一代建立准确的学术评断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示了部分中国学者对海外学术表达的另一种看待眼光。

　　生命质感：用非西方影响下的方式来思考中国

　　在西北大学举行的讲座中，史景迁不断强调“对历史材料的全面深入的掌握”，与“对历史、历史人物的感觉”。而与之同行的他的博士生、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则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新的不是在西方影响下的方式来思考中国、书写中国。”在一次访谈中，史景迁曾这样表示，“中国是最令人心驰神往、最激动人心的热土。我认为,我们自己应该同中国学者一起研究中国的过去。”

　　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表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本身有着全新的视角，这将引起我们关于世界如何看中国、西方如何看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表示，现在国内有些学术论文、专著术语太多，而一些西方学者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会表达”。同时，一些海外学者学术视野的开阔也值得学习。

　　在学术研究中，“要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带着温情和敬意，多认识其中一些复杂的面向，使其具有生命体温感，使得人类文明活起来。”李浩表示，学术研究也需要“通识”的素养，东西方文化、古今、文理，都有汇通打通的必要。在郑培凯看来，“文明的发展需要在比较对照中考察，在比较对照中，也才能珍惜。”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状况，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至于谁解释得较好，应该由研究中国问题的有关专家和读者来做出判断”。

　　理性反思：学术自信关联于学术生态

　　陇东学院教授张多勇认为，大众文化缺乏深邃的理性，一定程度上，当今的文化表现为碎片化、不系统、缺乏精神。失去了深邃的文化，也使人们失去了为文化或为某种精神奋斗、献身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学术失去自信，诸如学者不敢直面现实，甚至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

　　中国学者如何建立学术自信？“首先需要改善学术生态，打破科研的量化标准，打破课题指南下的学术资源争夺，使他们真正拥有追求学术的热情。”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瑷表示，在高校，以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从事项目研究的课题等级来规约教授的科研，并且以此作为青年教师职称评聘的硬性条件，这样会导致学术研究被动化、功利化，所谓的学术追求更像是学术资源的追求，学术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与社会公众无关，甚至与自己的探索热情无关。

　　“积极从本民族源远精深的文化根基中汲取出超越时空的菁华，灌注到世界学术园地里。”武警政治学院教授周健表示，他认为，年轻人总是朝气蓬勃，乐于接受新思想。目前，应尽力使大学成为真正的铸造人的优秀品格，传播精良文化的学术园地，争取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逐步夯实学术自信的基础。

　　欣赏他者：学术自信的另一种表达

　　接受采访的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对海外学者在部分领域内的贡献表示了肯定。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审马忠表示，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这几年海外留学人员通过翻译介绍了许多名著，“让我们大开眼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安福谈到，国外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相对更为客观，资料也扎实”。比如对西域的研究，他们在敦煌文书、丝绸之路调查探险、环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资料积累，都是我们目前研究西域历史文化时，“必须注意的内容”。

　　对海外学者的受捧，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吴小鸥认为，“这可能是人们对海外汉学家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比较感兴趣吧”，海外汉学家往往不仅有详实的文献考证，还注重还原历史的可触摸、可亲近感，比如用田野调查获取个人口述、私人日记等。记者追问这其中是否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吴小鸥表示，“我觉得还是研究的视角与研究的方法的差异，当然这些都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张瑷表示，应当回到学术本身来思考。她认为，学术不同于流行艺术，当学术受到热捧，并不是它有什么哗众取宠的流行元素，而是肯定具备真正的学术元素。

　　“西方学术优势产生的与国内有较大差异的学术表达，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自我学术立场的表达，对之采取盲目排外与全面复古都无此必要。”周健对记者表示，“当国内学术在广泛融通的背景下，取得全新的独立自我表达后，获得学术上的平等对话与相互发明，从而造成世界学术话语与学术资源的共享与激活，则渐退的可能也将发生。”而在此过程中，“须保有开放的心胸，理解和尊重的态度”。

　　埋首向学：对中国学问“在哪里”最好的回答

　　“当前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出现盲目推崇外来学者的现象的确值得反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陈文龙博士表示，他认为，“盲目崇拜”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中的中方当事人并非该学术研究领域内的学者，当然不知道对方的成就；另一种情况是当事者虽是研究领域内学者，但国内外交流脱节，不知道国际上当前的研究进展。这两种情况引起的后果都值得重视。尤其对于正在学习的年轻人来说，错误的引导会导致他们在研究上走弯路。为减少这一情况的出现，陈文龙建议，第一，有能力的中国学者应该尽量多介绍国际学术进展和前沿；第二，各学科领域有计划地组织专业学者介绍该领域学术史，包括人物及学术进展，这对青年学者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在邀请海外学子之前，最好向该领域的专家了解关于对方的实际研究能力和水平。

　　宁夏社科院研究员李范文曾回顾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国著名作家曾亲口说，西夏在你们中国，而西夏学在我们那儿；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他们接触到了中国人出版的西夏学研究专著《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等，另一位该国著名语言学家写信说，西夏学已“转回中国”了。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作家余秋雨曾在其散文中记述过，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国外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说：“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而另一位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时至今日，严肃的中国治学者实际上对这些“在哪里”的问题早已心如止水，埋首向学，自然会赢得尊重，更会经得起时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