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3月底将出访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四个西欧国家，并访问欧盟总部，习近平主席将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主席。外交部长王毅在习近平主席出访前表示欧洲在今年的中国外交中将处于优先位置。欧盟在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口号，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之后，也开始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着力加强与中国的政治联系。2013年11月，中欧领导人在北京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将“和平与安全”置于“繁荣”“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等合作目标之前，充分显示了双方对提升政治关系的重视程度。

　　发展中欧政治关系是提升中欧“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途径。

　　如何评估当前的中欧关系

　　中欧之间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纷争。在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后，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在亚洲拥有重要殖民地或大量驻军。中欧关系的基石是经贸关系，欧洲主要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思考中欧关系，它没有真正的对华地缘政治战略。中国没有被大多数欧洲国家看作有军事威胁，欧洲对中国的政治兴趣并不大。总体看，中欧地缘政治没有消极妨碍因子，但在塑造双边关系的积极性方面还有很大欠缺。

　　中欧防务安全合作是中欧政治关系的薄弱环节，目前仅限于数量很少的政策对话，比如中国定期参加慕尼黑安全对话会议等多边论坛；核安全方面也局限在和平利用核能的科技合作，如2004年中国与欧盟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研究协议”；中欧海外军事合作也开始得很晚，而且主要是一些“软”活动，如战略对话，维和训练，军队外交，教育互换，港口访问，以及初级层次上的联合演习。中欧2005年年底开始启动针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副部长级对话，中国2009年开始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并授权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活动，不过，这是与欧洲开展真正的联合军事行动的最突出的案例。

　　中欧在政治理念和世界观方面也有较大差异。中欧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为数众多的欧洲媒体和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的规则，总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看待世界事务。他们认为中国仍在违反人权，没有实施西方的法律标准，而且不愿走向他们定义的民主，认为中国政府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欧洲目前有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作为亚洲的主要崛起大国，中国一直在挑战西方的模式、价值和利益，中国目前正在崛起，它在经受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后，现在正在努力向世界发出更高分贝的政治声音。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和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价值观共同点，比如认同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认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反对美国设立关塔纳摩监狱等违反国际法行径，重视气候变化的全球影响，等等。

　　防务安全、地缘政治，以及价值观都属于双边关系的“硬核”部分，受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是双边关系相对难以“撬动”的部分。不过，我们身处后冷战的时代，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军事安全的重要性相对弱化，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与具体经济、社会事务相关的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传染疾病、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间磋商和非官方接触交流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上加深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深入参与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已使得中欧关系成为新型洲际相互依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1年达到5672亿美元，2011年中欧人员往来达到500万人次。如此大的经济和社会交往规模，不可能自然而然发生，它需要在多领域，中欧各级政府和社会各层次进行频繁的磋商和合作，并协调解决其中的各项问题。中欧的部门对话领域相当广泛，涵盖从科技到市场规制，从环境问题到教育、信息社会，从反恐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题。中欧在全球治理的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它们都认可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体系。无论是对全球环境治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担心，还是对非法移民、国际犯罪、全球健康问题（如艾滋病和非典）等各项问题，中欧均持相似的态度和相近的国际立场。

　　在机制建设方面，中欧之间的政治交往的制度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准，双方协商涉及的领域宽度已经与美欧之间相差不远。自1998年4月亚欧首脑峰会确立中国—欧盟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后，中欧政治关系在制度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年10月，中欧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双方先后建立起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截至2012年9月，各领域对话与磋商机制也从2003年的19个增加到60多个。中国外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召开。自2010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倡议，中欧开始每年举办“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欧议会机构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也在增强，全国人大和政协也与欧洲议会和欧洲经社理事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但是如果我们拿欧美间的外交对话机制作参照物的话，我们发现在深度方面中欧政治对话机制还有一定欠缺，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对话的前沿性方面还有欠缺，欧美对一些市场管制、高科技发展协调和国家安全前瞻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沟通；二是欧美间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战略对话，即副国务卿/副外长级的“关于中国的跨大西洋战略对话”，合作应对中国崛起给美欧造成的挑战，而中欧间却没有类似协调机制；三是欧美之间还设有协调部门级对话的专设机构，即“高层工作组”和“新跨大西洋议程专责小组”，设有专职主管（副国务卿或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便于更好地统筹协调双方在各领域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深化中欧关系

　　中国对外奉行“不结盟”外交原则，在地理上与欧洲相距遥远，政治道德规范和实际地缘状况决定了中欧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可能在近期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中欧之间的价值观乃至思想方式差异也是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的。近年来中欧在人权、达赖、诺贝尔和平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和不快，价值观不同是主要原因。但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欧的相互依赖程度在21世纪快速加深，中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接触不断增多，双边沟通和磋商机制也日趋完善。相较于传统安全和政治理念，这两个侧面的中欧政治往来更为顺畅，遇到的困难也小得多。

　　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它将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更加深化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扩大和深化同包括欧洲在内的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加深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是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中欧经济关系的深化，社会交往的增多，双方碰到越来越多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政治协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生了一种被学界称为“外溢”的现象，即原初一个领域的问题会“外溢”到其他领域，引发连锁效应，从而引起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全方位提升。尽管传统安全和价值观属于较难合作和妥协的“硬核”，但“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中欧建立起利益攸关、沟通顺畅的除军事之外的宽领域双边政治关系，也不排除“硬核软化”的可能。

　　中欧发展政治关系，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欧美政治关系的经验。首先，应当加强针对第三方，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专门对话。美国非常注重在与欧盟的双边机制中讨论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宜。1995年美欧峰会发布的“联合行动计划”中，即表明美欧在世界其他地区共担责任，特别提到它们将“共同努力降低朝鲜半岛、台湾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冲突风险”。而中国和欧盟之间则不存在这类专责协调机制。2004—2005年，在法德等国的推动下，欧盟尝试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这一事件刺激了美国国会和政府，它们除了大力阻止之外，也充分意识到需要增强与欧洲的沟通和协调，随后欧美之间启动了关于亚洲的半年一次的官方对话（实际上是只针对中国），对话在欧盟委员会和美国政府间进行，而我们则没有主动发起倡议过针对美国的与欧盟的对话。

　　其次，中欧政治合作的国际性有待加强。欧盟将欧美关系定义为一种“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除希望保持欧美双边关系稳固外，它还期望同美国合作在世界范围共同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扩展，应对全球挑战，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民主和发展。而中欧关系则更多地被双方定位为地区性双边关系，除了在非洲地区，由于中非关系近年来迅猛发展，欧盟希望中欧非进行三方合作外，它发展中欧关系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双边层次上，其期望是，通过接触和影响，促使中国深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意识到，美欧关系商讨议题的全球性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才开始的。欧美在其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后，开始逐渐讨论欧洲之外的越来越多的危机和情况，比如伊朗、苏丹（达尔富尔）、非洲、巴以关系、朝鲜、核不扩散以及涉及范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议题。而现在，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说，大西洋关系的国际化是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密切关系的新的黏合剂。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的海外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扩展，有必要考虑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协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倡议中欧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加强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的磋商，这已经是一个好的起点，下一步就是如何在外交和各层交往中逐步落实，双方不妨先从协调领事保护、共同从危险地区撤侨等具体问题上做起。

　　http://www.studytimes.cn/shtml/xxsb/20140324/42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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