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传刚 周国和

　　在第五届深圳学术年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就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等做了主题发言。

　　会后，本报记者就他提及的问题进行了专访。他认为，地方竞争虽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其公司化倾向也导致了诸多弊端，如割裂统一市场、破坏法治环境、产能过剩、生态恶化等。宋晓梧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得打破地方行政性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健全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要向社会组织放权。他建议取消地方政府的GDP考核，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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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公司化倾向

　　深圳特区报：有些人比较推崇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比如香港的一位学者在2009年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经济制度》，书里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作者认为，中国2000多个县的竞争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长。您在会上对类似的观点不以为然，为什么？

　　宋晓梧：回顾我国以往的发展历程，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实际充当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较为突出，这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很少见的。单纯从GDP增长角度看，地方政府竞争居功至伟。

　　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值得关注，搞得有的地方，县长像个公司经理。为了完成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政府取代市场，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

　　深圳特区报：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充当市场中重要的竞争主体，这会带来哪些问题？

　　宋晓梧：地方政府竞争严重破坏了我们的依法治国的环境。地方政府的GDP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政企不分。地方政府自己上场变成运动员了，自己就在那儿踢球，出现经济纠纷了，司法部门怎么办？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很难发挥。我在第五届深圳学术年会上曾提及地方政府竞争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非常严重，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举个例子，某个地方政府计划上钢铁项目，我说钢铁都已经产能过剩了，为什么还要上，人家分辩说，我们估计这两年内还能赚钱，以后怎么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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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序竞争造成产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过度压低劳动力成本等问题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地方保护、地方政府无序竞争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根源？

　　宋晓梧：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低价甚至零地价工业用地、税收返还、违规贷款、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推动企业在本地区盲目扩大产能，并以各种手段干预企业，强令亏损企业继续经营，为保本地区的GDP，通过财政补贴或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恶化了行业生存环境。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控制产能过剩，但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能过剩都在30%左右，远远超过正常市场竞争的水平。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竞争还造成了环境污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为了GDP，放松了对环境的保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这种例子很多。有的污染企业就是当地的“一把手工程”，环保部门怎么敢监督？从而导致环保审批、监管失灵。不同的企业污染案例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地方环保部门负责人对地方行政领导负责，他们无力抵制地方领导强烈的GDP增长冲动，面对领导招商的污染企业束手无策，甚至为虎作伥。

　　地方政府的GDP竞争也导致劳动力成本被压低，它没有摆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有时候为了招商引资而向资本低头，比如我曾经在大马路上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上大项目不怕说三道四，招商引资不怕低三下四。向谁低三下四？向资本，而不是向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本来应该站在资本和劳动的平衡点上，为了GDP的增长，它偏向了资本，而且长期偏向资本。有时候为了招商引资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违反国家规定，以零地价等方式向企业让利。政府这样做实际上也扭曲了企业竞争的环境。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冲动普遍采用非常规的融资渠道，带来了债务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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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行政性分割、特别是“诸侯经济”分割对要素市场配置的阻碍

　　深圳特区报：那么，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破题？

　　宋晓梧：尽快取消地方的各种GDP考核指标和投资指标。地方政府定GDP目标、定投资项目，自己搞融资平台，究竟是市场在实际运作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地方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从现实问题来看，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在全权指挥，政府在那儿配置市场。如果每年的投资指标和GDP增长都要量化考核，如何能够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区域割裂的市场经济。加快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打破行政性分割、特别是“诸侯经济”分割对要素市场配置的阻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近年来陆续出台的众多国家级区域规划，应警惕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形成层次不等、种类繁多的各类财税、土地、外贸等优惠政策，从而助长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GDP竞争，结果反而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要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有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是单个的，有共同利益的市场主体组成协会，形成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去年初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对于简政放权、以及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解决无序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压低劳动力成本等问题，需要宏观调控，同时也离不开政府向社会组织的放权，依靠行会、协会、商会的依法自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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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之手”缺不得，而“政府之手”也松不得

　　深圳特区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间的“和”字意蕴深远，说明市场与政府两方面缺一不可，同等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宋晓梧：其实很多地方政府该干的事没干。“市场之手”缺不得，而“政府之手”也松不得。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基本公共服务等，切实管好。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旨在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

　　所以我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本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侧重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正、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安定。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各地市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

　　学人简介

　　宋晓梧，男，1947年12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研究员、博导。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在企业改革和劳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撰写了一些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论著、文章。

　　主要著作：《回顾与前瞻：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改革：企业·劳动·社保》、《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宋晓梧谈民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权关系与劳动关系》、《社会发展转型战略》、《未来十年的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在哪》、《不平等挑战中国——收入分配的思考与讨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等。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劳动部1997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