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新闻，你刚刚读的时候，总以为它是假的，因为它完全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刚看到“陕西旬阳拟将‘无理缠访者’写入县志”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以为它是假的，所以没怎么认真看。写入县志，干嘛要写入县志？在我的印象中，那不可能是一种惩罚手段。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事就是真的，而且据说这是为了记录缠访者的“恶名”，让他“遗臭万年”。

　　过去关于上访，因为碍于一票否决制、上访排名（2014年已经废除）的压力，地方政府想了很多的“歪招”，来对付越级上访以及所谓的“无理缠访”。这些招数无非也就是拦访、截访，在北京设立截访点、小黑屋，又或者采取比如柔和的劝说、做思想工作、刷标语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招数其实都处于一种羞答答的半公开状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这样一场博弈中，它的利益诉求和使用的手段，无论再怎么无奈，终有或多或少不可言说之处。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也就在这种半公开的博弈中你来我往。

　　这次陕西旬阳想出来的对付无理缠访者的“歪招”，之所以有点异乎寻常，主要是它太“创新”了，想象力十足，此前从来没有听说有别的地方政府这么试过。另外就是它基本上打破了过去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半公开的游戏规则，在县人大会议上公开提出这项举措，把一种游离在法治之外的手段，无知无畏地摆上台面。还有一点最为关键，它体现了中国当下部分地方政府治理逻辑极端荒诞的一面，所谓政府和治理，此时都完全变了味。

　　上访或者说官方定义的“缠访”之所以发生，本质都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如果政府把矛头不对准问题本身，而是对准了反映问题的上访者，那从根子上就弄错了方向。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不再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服务员”，不再把自己当成社会问题的解决工具，而是选择固化自身的利益。无理的缠访者，再怎么无理，其背后反映的正是“待解的问题”，它要么是上访者的诉求未得应答；要么就是某些无奈的因素导致了上访者自己也变成了问题。不化解上访者背后的诉求和无奈，反而以压制“问题反映者”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而地方政府把所谓的“缠访者”记录在县志，本质无非就是记录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无能，恰恰反映的是政府的耻辱，让后人笑话。这怎么就被当成是对缠访者的一种惩罚和羞辱呢？这是此事最为荒诞的一面。

　　如果再结合历史，就更无法理解“把缠访者记录在县志”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惩罚手段。过去所谓的秉笔直书的历史记录者，据说能让很多贪官惧怕，甚至当朝的皇帝也得敬畏三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即使你的权力大过天，权力之手也不可能穿越到未来。同代之人害怕你手中的权力，不敢自由评说、三缄其口，后代人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也是历史让人敬畏的缘由之一。所以，在史书上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变成很多当权之人的重要追求之一。这无形之中也造成一种压力，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是雁过留名还是沉默无名，都取决于你当时当下的行为。当然，为此而篡改历史的、打死史官的、烧毁史书的，也不在少数，但这些人再怎么野蛮，依然还是出于对历史书写的“怕”。

　　不过说到底，其实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轮不到普通老百姓。一本历史书就那么厚，人类的记忆从来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即使现在有了电脑也没改变这个事实。所以，能被历史记录在册的，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无非做了那历史的尘土，时间的风吹过，一点痕迹留不下。我记得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书，叫做《非凡的小人物》，意思是提醒人们，这些所谓的“小人物”，也有不平凡的历史意义。但即使有此雄心，霍氏亦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历史角色只能“不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

　　把缠访者记录在县志，其反讽的意义就在于：一种自古以来只有“非凡人物”才独有的特权或压力，如今却幻化成了针对单个的小人物的惩罚和威胁。这说明当地政府的权力，傲慢到自认可以随意颠覆和控制历史书写，可以让自己的权力之手，穿越时间伸向永恒。它不仅想控制卑微之人的现在，还想操控人们的未来；它不仅想控制人们的“生”，还想玷污人们的“死”；它不仅能让缠访者个人蒙羞，还能让他的整个家族和子孙后代也跟着蒙羞。

　　前段时间，无意中翻阅到一本叫做《愚昧改变历史》的书，里头记录了很多人类历史各种愚蠢的故事，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寸金莲”，还有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月经警察”。这书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权力不受限制就会变得傲慢，而如果非常不幸，执行权力的人又非常愚蠢，那一段荒诞的历史就几乎不可避免了。在我看来，把无理缠访者写入县志这么荒诞的故事，就是愚蠢和傲慢结合才可能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