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也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去世的第二年，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发表了一篇《谁是傅利曼》的文章，大概是纪念文章了。不过，他大胆指责傅利曼的“知识不诚实”，引起了一场口水战。次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文成了经济学界最左的诺奖得主对最右的诺奖得主评价的经典。

　　另外，这一左一右两位诺奖得主，都是最具有公共性的笔杆子，涉入政治甚深，并善于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用大白话向外行人讲清楚。只可惜傅利曼已经故去，没有机会再作回应。

　　克鲁格曼不愧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文章手笔甚大，三言两语就把20世纪经济学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他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来作比喻，称在大萧条前，经济学如同16世纪以前天主教主宰的正统，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小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凡事政府能不管就不管，尽可能让市场去调节。直到1929年华尔街坍塌引来了大萧条，凯恩斯也在这个历史时刻登场。他的角色，就如同宗教改革时挑战天主教正统的马丁路德，把古典经济学的正统掀翻，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不惜负债加大公共投入，让经济起死回生。这套学说，渐渐被决策者接受而成为新正统，直到80年代的“里根保守主义革命”时才被打破。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转折中，傅利曼领导了“新古典主义”的崛起。这好比马丁路德之后天主教内部“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傅利曼的一生，从边缘的异端起步，最终在80年代成为主流，几乎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和决策者的思维。甚至民主党政府也对傅利曼相当买账。但在克鲁格曼看来，如今傅利曼的主宰已经太久，经济学界需要一个反抗“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全面挑战新古典主义。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好时辰。傅利曼去世前说了一系列的话，现在看来实在不太给力。比如他声言支持在任何情况下的减税，减税永远是好的，力挺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并说美国的经济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克鲁格曼则警示：傅利曼的理论不灵了，无法应付现在的经济挑战。话音未落，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把全球拖入“大衰退”。新古典主义和布什政府一样陷入信誉危机。从2008年开始，又有了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在对付大萧条的问题上，凯恩斯和傅利曼的区别在于是财政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对两者的评价，又影响到了对这次“大衰退”的思考。傅利曼把美国陷于大萧条不能自拔的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不足，即政府囿于当时的金本位而不能及时加大货币供应，坐视银行一个一个地被挤兑倒闭。他进而建言，应该建立增加货币供应的自动机制，即每年都增加货币供应几个百分点，一切事先设定。这样，就保障了货币供应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同时防止政府随意对经济进行干预。

　　克鲁格曼并非否定货币供应的意义。他对傅利曼的批判，在于傅利曼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于货币供应。他承认傅利曼是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相信傅利曼会真心把问题化约得如此简单，进而指责他“知识上不诚实”、借自己的权威忽悠百姓。他举了很生动的例子：政府可以加大货币供应。但在利率过低、人们对金融体制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货币再多，老百姓拿到货币后也会藏到床底下囤积。这些货币等于退出流通。结果，政府发行的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恰恰是在大萧条中出现的。当然，利率过低，银行贷款赚不到什么钱，在经济局面险恶时也不愿意冒险放贷。这就造成了投资的缺乏。在这种谁都囤积货币、谁都不敢花钱的情况下，只有政府站出来花钱，比如大兴公共工程。利率低，意味着政府借钱的成本低。经济低迷，则意味着工价、材料都很低廉，公共工程的费用自然下降，同时创造了就业，刺激了购买力，最终会把经济激活。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手段。

　　事实上，对付本次“大衰退”，美国是双管齐下，货币主义和财政主义的招数都用了。前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就是货币主义的信徒，主持着量化宽松，稳定了经济。克鲁格曼对此也一直力挺，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大。至于财政主义的政策，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都用了。布什自己事后承认，面临当时那么可怕的危机，哪里还顾得上小政府、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只能采取强力的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救助。奥巴马也不过是继续了这样的政策而已。这一切，都导致了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最终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引起两党不断的对决。财政手段的是非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力图摆脱傅利曼的新古典主义的桎梏，为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手段干预经济重新确立理论基础。克鲁格曼在这方面无疑一马当先。他大力反对紧缩，为加大政府投入而大声疾呼。最近，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也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称现在美国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恢复有气无力，但公共设施年久失修，政府正好可以加大财政投入、大兴土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刺激经济恢复。当然，这么花钱，必须借贷。但政府国债的利率仅3% 。如果迟迟不动手，等到经济彻底恢复、又不得不大修基础设施时，材料和工价的上涨恐怕远远不止3%，而且那时也得借债来修，恐怕还要付更高的利息。

　　他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在麻省，因为道路失修，特别毁车，致使平均每辆机动车一年损失313美元的修理费。这相当于每消耗一加仑燃油要多花50美分。但用于修路的联邦燃油税，20年居然没有涨过。美国的联邦燃油税，是一加仑18.4美分。另外州里还有燃油税，各州水平不同，大致平均下来，联邦和州的燃油税加起来，是每加仑48.8美分。最近20年，美国奉行的基本上是傅利曼的减税王道。而大部分美国人都开车，谁还敢动选民的奶酪？但是，这期间燃油效率猛增，每加仑油跑的里程多了很多，这意味着每加仑损耗的公路越来越长。在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20年的这点燃油税，怎么可能够修路的？不修就只好穷凑合，路面坑坑洼洼，车辆颠簸不已，最后老百姓要在修车上花多得多的钱。而且大家宁愿这样赔本，坐视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坐视经济长期低迷……

　　如今，奥巴马还有两年多的任期，民主共和两党纷纷为2016年的大选卡位。奥巴马民望低垂，但奉行傅利曼的新古典主义的茶党，似乎也江河日下。凯恩斯主义，则在学界和舆论界悄然复兴。最后能成什么气候，2016年的大选是个考验。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