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蔡昉同志在演讲当中提到中国的城镇化当前正面临着从数量扩张性向质量效益性转变，我的发言主要讲向素质效益性的转变，题目是：提升城市化质量，重在改革。 

　　主要讲一下数量扩张性的城市化，现在碰到了什么问题，怎样解决，如何实现转变，提升城市化质量的改革重点在哪里。 

　　讲三个问题：一、质量不高，问题突出。二、提升质量，重在改革。三、理论探讨，正本清源。 

　　一、质量不高，问题突出 

　　 我想问题主要是这样几个： 

　　1、城市化提升过快，效益不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展的一个提升，由过去落后世界的总体水平到现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更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提速过快。按照城市化S曲线五个阶段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87年城市化率由10.6%提升到25.3%，年平均提升0.39个百分点。2002年城市化率达到39.%，其中年平均提升0.99个百分点。2013年达到53.7%，年平均提升1.33个百分点。总的呈现一个加速上升的态势。也就是说，从我们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跃上升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超过发展中国家5个百分点。   与速度过快比较，效益不高问题突出。可以有几个方面表现：    一、二、三次产业结构，2011年变动到10：46.6：43.4。284个地级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2.8：49.8：47.4。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率超过50%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占比过高，说明仍旧停留在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化阶段，没有摆脱产业结构落后的局面。这里面可以看到，偏低的第三次产业占比，多为餐饮、服务等低端服务业。科教、文化、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严重缺失，与现代化发展不相称。三产业比较落后，第三产业不仅是占比落后，而且是现代服务业严重缺失。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还可以不断扩张城镇化呢？ 

　　我提出一个概念，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不大被人重视的体外循环，为什么合理的产业支撑，效益不高的城镇化，可以不断的继续下去，主要是认为，一个时期以来，这种传承下来的城镇化，能够独立于正常的再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以外，构建新的体外循环。体外循环主要依赖于地方的土地财政而运转。 

　　2、鼓励城市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 

　　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全国建城区面积扩展的速度，1990到2012年，年平均增长5.9%，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平均增长6.4%，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4.0%，比城市建设区面积增长低1.9个百分点，比城市用地面积增长低2.4个百分点。而且这里面要注意到，这里的城镇人口居住在城镇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其中包括由农村转移而来的大约1.65亿的人口。鼓励城市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从而降低了城市的经济密度。目前，我国的城市的经济密度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    。 

　　3、城市规模盲目扩张，城市功能严重缺失。 

　　城镇化快速过快，土地超前，必然导致城镇规模盲目扩张，造成城市功能下降，或者缺失的情况。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城镇化，大家讲摊大饼，大饼越摊越大。但是，城市的经济密度下降，也可以讲越摊越薄。还有立体扩张。城镇化不仅是向周边茫然的摊大饼，而且还越摊越厚，越摊越厚指的是垂直城市化。还有一个模仿性扩张。大饼是越摊越怪，所以，就出现了几乎是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比高，攀比增高越来越烈。世界第二高楼已经在这里了，据传远大要建830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要超过迪拜10米。北京宣布要建设世界性的城市后，跟从者七八十家，大概有82家，许多跟从的城市是中小城市。还有一个表现，注重外观的城市化。既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也缺少交通、医疗、卫生、学校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中心的主导能难以发挥。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超编占用耕地，已经触及到18亿亩保有耕地的底线，危机到粮食安全。 

　　4、城市化资源瓶颈凸显，环境质量堪优。 

　　重速度，轻效益。重规模，轻成本。重投入，轻产出。使本来就稀缺的土地、淡水、能源、矿产等资源变的更加稀缺，成为约束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口原材料特别是包括原油等一系列的矿产品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不断的提高。就形成了两个瓶颈，资源的瓶颈是进口瓶颈，环境是生产以后的出口瓶颈，面对双重的压力比如水污染，还有传统的产业化密切相关，使众多城市的排污问题很严重，噪音、光辐射等问题很多。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城市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低质量的城镇化，是福还是祸？城镇化面临数量扩张性向质量效益性转变。 

　　二、提升质量，重在改革 

　　城市化速度、规划和质量不对称，由认识方面的原因，根本在体制和机制上，要解决这些矛盾和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出路在于改革，改革现行的城市化运行的体制机制，核心是建立起市场决定土地、人力、财力，资源配置的体制，关键在于摆正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和市场功能和决策的回归。核心是改革资源配置体制。 

　　现在的城市化当中的资源配置，我认为存在三个错位：    （1）土地资源配置错位，市场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从土地征用到最后形成规模建设，显然是政府在主导，就增大了土地财政的风险。激活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信贷，风险随之而来，地方债增大。（2）人力资源配置错位，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里面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人为的障碍。（3）财力、资源配置错位，依赖扭曲的低土地和高房价的价格运营。城镇化，我们提出主要依靠的两大支柱：一是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二是土地资源廉价。靠这两个廉价，以扭曲的低地价，高房价为支撑的征地、拍卖、商品市场运营的三部曲，为政府借贷提供了土地担保，使地方政府债务节节上升。大概到2013年6月底，和政府有直接的债务大概20多万亿，地方债在很大程度上由房地产而生，而增，使财力资源配置错位越陷越深，错位的本质是政府对土地的主导性过强，市场过弱，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改革和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和体制。 

　　（1）要实现政府功能和决策的回归。要转变观念，要转变角色，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要从演员的角色，转变为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市场活动，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的导演角色上。 

　　（2）从废除的体制中退出。主要从不当的审批、交易等旧的规定中退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方向深化城市化体制机制改革，适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3）市场功能和角色的回归。政府回归到导演的角色，演员就由市场来承担，要明确城市化个人、组织等法人资格和地位，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 

　　 2、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改革，为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拓展的空间。 

　　 3、按照资源配置由市场决策原则，推动土地、劳动力价值回归改革。扭转过低的土地、劳动力价格和过高的房产价格，促进农民、开发商、购房者和国家利益的合理分配。 

　　突破口首先选择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我以为最重要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要变进城农民为市民。当然，也有很大的限制。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表面上变市民，要从实质上变成真正的市民。 

　　 三、理论探讨，正本清源 

　　1、城镇化还是城市化。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提出来和大家谈论。1982年我在联合国总部和他讨论过这个含义，他认为城市分为大中小，不同规模和类型，小城市本身就包括镇。在汉语中，城市是一个复合式。城原指四边为防御而建的城院，由城墙环绕而成。市指做买卖交易的场所。城市是经常做买卖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城与市不可分割。城是地理意义上的界定，市是城产生和发展的结果，是核心。二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现在除了军事、政治等以外，城市主要的基础还是经济，是市。特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市是支撑城市运转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支柱，将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抽掉，城镇与市分离开来，隔离开来，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概念上背离了以市为支撑的合理内涵。同时，在外延上必然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范围的自然约束，变成可以由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随意规划和摊大饼式扩张的行为，陷入误区。 

　　2、城市化是过程、结果还是手段、工具。从人口学、经济学、劳动学、社会学、文化等方面有不同的定义，但是经济是基础，现代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推进的过程和结果，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和就业结果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的过程和结果。有两种理论思路：一是把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如果经济不好了，我们就多搞一点城市化。另一种是城市化有自身的规律。要按照城市化的规律进行。我认为，我们不能按前者行事。 

　　主持人何伟平：感谢田教授，他的报告非常精彩，内容很丰富，有很多自己独立的思考，对城市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非常全面深刻的的分析。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讲了：提升质量，重在改革。而且对改革具体的措施和建议，也讲的非常好。同时对理论问题，对城市化、城镇化的理论辨析也谈了自己的想法。田教授讲的非常好。 

　　阚如良(问)：我想请问一下田教授，我们在服务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帮政府做一个调研，我们的一个新区，正在推进市区的一个内容，这里面要实现两个：一是新区建设，二是新农村的开发。在做扶贫开发，在新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为了体现考虑贫困人口的扶持，在山上很多地方有危房、还有安全饮水等等，还有道路。这种在狭隘的扶贫，危房的改造，安全饮水的改良，我们的调研中，他的父辈想在这里安度晚年，但是，他的子女已经进程了，又不想回来发展，政府还要去作这样的工作。我不知道在政府的推进过程中，怎样去引导他？第二个问题，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经常存在退二进三，因为我们的城市发展推进过程中都是地毯式的延展，而在美国访学时发现他们的城市是组团式的发展。在我们的城市空间布局里，不知道田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请给予指点。谢谢！ 

　　田雪原（答）：第一个问题，我想方针政策从中央、国家应该是明确，怎么推进。但是，中国的人口众多，土地很多，推进起来，各种现象都有。问题是要严格按照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去做。 第二个问题，我想关键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罗平(问)：我是三峡大学的老师罗平。我想问田雪原老师：刚才田老师讲了这样一个观念，城市化不应该是调整发展和挽救GDP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不知道田老师是否关注到像宜昌这样的城市发展目标和规划。如果有的话，我想请问一下，从你的理论视角来看，怎样来看待宜昌市建设特大城市的目标和理想。我补充一下，请宜昌市委毛市长，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喻部长谅解一下，我作为一个三峡大学的老师和宜昌市的市民，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谢谢！ 

　　 田雪原（答）：面对这个问题，关于宜昌市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我了解到的只是看了一点文字资料和皮毛，不能随便说。 

　　 最重要的问题，城市化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劳动学的角度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过程。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问题。因此，是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主导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能倒回来。我想在这里建了一个城，建了城以后，再搞产业，是不可以的。我不赞成倒过来的城镇化，不能把城镇化作为一个手段。要尊重城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要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这也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