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戚务念(1976-　)，男，江西赣州人，社会学博士，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江西省教育调研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教育组织与制度、教育分层与学生发展研究，南昌　330038

　　内容提要：大学生就业问题深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自世纪之交起，学术界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市场化”后大学生就业的现状，结合中国制度变迁背景的考察和对市场转型的根源、机制的探讨不足。这不利于认识和理解大学生就业制度变革的历史处境和未来走向。基于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与就业理论的流变，有必要把“国家”带回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来。“国家回归”的视角，要求重拾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并对未来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关 键 词：大学生就业 市场转型 国家—市场 制度变迁 “国家回归”

　　世纪之交，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毕业生走向劳动力市场。根据教育部统计信息，2003年，首批扩招后毕业的本科生以及第二批扩招后毕业的专科生同时进入就业市场，当年的初次就业率便降至50％。2006年起当年毕业生离校时点未就业人数(工作未落实者)逾百万之众。此后，大学毕业生规模屡破历史最高峰。2013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99万，2014年更高达727万，均被媒体渲染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受到中央高层、各级政府、广大民众和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一、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现有视角及检视

　　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密集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

　　第一，供求分析视角。

　　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T. Parsons)考察了学校在实施社会化功能和选择功能中的作用。所谓社会化功能，包含了将成人社会中胜任工作的能力内化于学生；而选择功能则在于依据成人社会的角色框架对人力资源进行分配。[1]功能主义理论和各种经济理论都假定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响应。甚至冲突论社会学家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也提倡功能主义，认为学校就是要为雇主服务，美国每一重要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生活结构变化的反应。[2]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研究主要以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一直居于主流，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角度来展开[3]，较好地解释了大学生整体就业和收入状况的长期变化。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从总量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三方面来解释我国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紧张现象。[4]学者们认为，供给总量上的压力在转型时期相对存在[5]，是高校扩招行为短期造成的[6]，甚至由于统计指标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7]，摩擦性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完善就业中介、强化就业指导可得到有效缓解[8]，只有结构性失业才是核心原因[9]，毕业生较大的就业能力缺口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共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10]。

　　第二，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

　　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扮演着社会分层过程的“分类机”角色。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职业地位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11]。郝大海通过CGSS2003数据发现：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进入党政机关时，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时，教育影响十分明显；改革后，就业中父亲单位影响的逐渐衰退，教育程度对于获得管理和技术职位影响的增强，反映出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正逐渐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配置模式。[12]这印证了倪志伟(V. Nee)的论点：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13]还有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14]。目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频繁涉及大学生群体，主要探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

　　网络理论认为，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反应不是自动作出的，就业市场需要社会关系对必要的信息给予传达。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作为两个独立社会边界的桥梁，可能获得异质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可能得到工作机会。[15]林南证实了这一“弱关系假设”。[16]边燕杰等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在华人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是人情网不再是信息桥，而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越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彰显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独有的特点，社会关系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也可以与其他正式求职渠道结合使用。[17]还有一些研究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对比，考察何者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更为重要，或者考察二者的联合作用机制[18]。康小明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底线要求后，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在职业发展成就中的作用。[19]马莉萍、丁小浩以2003、2005、2007和2009年即将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量他们在工作找寻中所感受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现，毕业生将工作能力视为影响求职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和专业的传统地位则有所动摇。[20]求职竞争越激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凸显，且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毕业生，将社会关系视为对较低人力资本的补充。另外的一些研究，分别探讨了专业区隔[21]、性别差异[22]、大学分层与学历层次[23]等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现有主要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于当前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高校毕业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认识。然而，检视现有研究视角，也有以下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大多关注现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不存在毕业生“待业”或“失业”问题，尚“无”专门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文革”后，相关讨论文章零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就业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大学生就业已经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就业模式[24]。在教育学传统中，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而对教育“出口”不甚关注，如今出现了许多探讨就业的文献。2002年度以来，“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研究”一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这样一本高等教育研究界“系统、全面、实用的工具书”[25]的梳理主题。也许正是缘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大多数文献偏向思辨性、对策性探讨，基础性研究并不多。在学校与工作的沟通、社会资本、社会分层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大多侧重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探讨，而对于大学生就业何以成为今天的形态则缺乏历史纵深的研究。虽然常诟病高等教育的滞后并呼吁构建“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却对导致高等教育滞后的机制缺乏追问，这也往往导致所提对策建议流于口号而不能付诸实践。

　　第二，结合中国制度变迁背景的考察不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及供求匹配分析框架(从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框架同样暗含着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他们从学校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要这一横向联系维度考察大学生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分析范式有其社会背景，它们有着较为长久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国家和市场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中国不一样。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种种巨变，不可否认，在正式制度上，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但在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了。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是随着市场转型和教育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等相伴而生的。就业所关乎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所能处理的私事，一国的就业状况更是关乎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稳定与政权巩固等公共问题。

　　第三，对市场转型的根源、机制的探讨不足。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目前多将大学生就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市场转型的后果来考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中，大多从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文化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考察市场化改革后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这些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也有从大学分层、专业区隔、教学因素等视角来研究大学生就业，探讨就业中的不公平问题。其实，市场转型研究(不同于市场转型论)主要包括资本回报、产权改革与市场渗透(转型的最终结局)等主题，其共同点是这些主题都是探讨市场转型的后果[26]，更多地考虑市场力量的作用。其实，“市场转型”转变的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资源配置、新兴的市场特性[27]和相应的政治过程[28]，市场转型是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制度变迁。缺少了国家角色及制度变迁因素的考察，很难理解当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是如何生成的。

　　当然，也有研究考虑到了制度变迁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基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林南和边燕杰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单位地位模型[29]。以工作搜寻模型为分析框架，赖德胜等认为“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30]骆思典(S.Rosen)认为，教育市场化以及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不利于贫困子弟的社会流动，教育的不公平体现在教育机会和职业机会的获得等方面。[31]闵维方认识到产业与人力资源结构双调整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32]也有些学者，如杨伟国[33]、赖德胜[34]等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就业政策转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业政策与就业制度不是同一个概念。政府为了解决具体的就业问题而出台的法令法规称为就业政策，是在特定时期出台的，具有明确目的性，一旦问题获得解决，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就业制度则是有关就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的一套思路、方法和模式。就业制度具有稳定性，在短时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在特定的就业制度框架内，就业政策可能会经常发生调整。当然，这些不多的研究也可以启发人们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大学生就业的历次制度变革的逻辑。

　　二、把“国家”带回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来：现实与理论的需要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大学生、高校或用人单位，国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在中国，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脉络[35]。斯考切波(T. Skocpol)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强调“国家回归”，倡导关注国家的自主性[36]，甚至在另一本著作中把书名就定为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 the State Back In)”[37]。“国家回归”迅速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基于如下考虑，笔者套用这一说法，呼吁在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

　　(一)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社会科学的极佳实验场。我国大学生就业经历了“去市场化”到“市场化”的漫长历程。从宏观层面看，我们可以把大学生就业问题置于社会变迁主题中来讨论。由谁“主导”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反应的是对秩序组成及来源的分歧性假定：对于人类生活秩序的组成和变动方面，究竟是国家，还是社会因素的解释度更高?如何理解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形成？[38]涉及中国研究，魏昂德(A.Walder)持新传统主义论，认为本质上仍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管制。[39]许惠文(V. Shue)则持“地方主义”论，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只存在这个结构的表面层次。[40]但持前一观点者占多数，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41]。中国的市场改革是由国家发动的，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国家的政策变量。

　　制度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和良好运转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国家与社会必将出现紊乱、动荡与冲突不断的局面。在按照常规运作、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相反，稳定的制度、结构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是处于革命、改革或实验之中。就大学生就业而言，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较大的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阶段。综观新中国历史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以及改革开放，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试图把政治和市场对立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政治和市场不再是对立的，国家在制定市场赖以运作的制度规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即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生过程，国家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具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如果要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就业市场现状何以生成，就要更清晰地认识国家(制度变革)在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的中心作用，考察国家在主导就业制度变迁中的实施路径及其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更能更好地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