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考古学——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SEAA VII）纪要

　　今年6 月8 日至12 日，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50 余位学者（含留学生） 出席。大会共设44 个分会场，并发布了31 块海报。这是自东亚考古学大会举办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议题最为广泛的一届。其中，与会中国学者超过百人(参会人员的数量以提交论文的作者名单统计，实际到会人员可能略低于此)，占与会代表的1/3 （见表一）。

　　相较于以往各届大会，此次参会代表更加多元，研讨内容的时空跨度更大，针对性更强。大致归纳有如下一些议题：1.早期中国，从聚落到城市，社会复杂化进程，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2.史前时期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化，考古新技术，生物考古，栽培与环境，食物与社会，冶金考古，陶器分析；3.海上丝路，海洋考古与历史，贸易、城市发展与航海；4.东亚考古中的民族主义，东南亚历史考古，日本考古，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影响，朝鲜考古，中朝关系（前2 世纪-10 世纪）；5.景观考古、游牧社会与中亚，从天山到阿尔泰；6.遗产管理与考古学家的角色等。粗略统计，各国学者提交论文中的一半（154 篇）讨论的是中国考古学。

　　由于会议规模大，很难将各组讨论内容一一加以介绍，这里仅就部分热点议题做一概略的归纳介绍。

　　多学科交叉：为深入探讨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提供支撑

　　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为本届大会的一个热点，共设两个议题组。参会学者来自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四川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匹茨堡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各国学者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考古调查、动植物遗存分析和年代检测，报告了各自取得的成果。其中，兰州大学的学者认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采取了三步走模式：即2万年前季节性游猎进入；距今5200 年前由黄土高原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距今3600 年前永久定居到高海拔地区。促使人类进入青藏高原并能够在高海拔定居的最主要因素是农牧业的传播（大麦和养羊）。这一变化也可能导致了甘青地区生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群体采用不同的生业以应对气候变化。

　　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团队依据各自的学科视角，从考古新发现、遗存分析、年代检测、动植物考古、古DNA、骨骼碳氮同位素、热时模型、岩画等方面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族群迁徙、文化交流和生业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四川大学的学者通过对5 座遗址的研究，提出青藏高原多资源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框架。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学者介绍了通过计算机模拟的青藏高原边缘早期生业剧变的机制和尺度。牛津大学的学者通过对四川安宁河谷考古资料的梳理和空间模式分析，对青藏高原东部早期遗存的比较尺度提出反思。年代问题历来是困扰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研究的难点，有学者就以往一些遗址年代的高估和断定等问题进行了热议。上述讨论为全面理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动力和机制提供了更多思考。

　　来自印度加瓦尔大学的Nautiyail 教授发表了“跨喜马拉雅前佛教时期的葬俗、熔融术及贸易兴起的考古新证据”的报告。（pyrotechnology 的pyro-系希腊语“火”之意。该词指用火加热冶炼制作金属、陶瓷、滑石等合成材料的专门技术。也有人将此词译为“熔融学”）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喜马偕尔邦及印度北安恰尔邦地势险峻，属于高寒沙漠气候，是人类最不宜居地区。当地以往的考古主要针对公元10 世纪以来的佛教艺术和建筑。是否更早就有人生活在这里？尚不清楚。Nautiyal 介绍了近年在北安恰尔邦的Malari 遗址、喜马偕尔邦金瑙县的Lippa、Kanam、Ropa 遗址及Spiti河谷的新发现。这些遗址海拔2745-4500米。其中，喜马偕尔邦发现的均为石板墓，Malari 为洞穴墓，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墓中出有陶、铜、金、贝、坩埚、炉渣等遗物及大量装饰品，后者包括各类石珠、圆形贝饰、铜镯、金片和烧制的珠子。在Lippa 遗址还发现有石构建筑。墓中的随葬品显示此地可能存在一个手工业中心，并与周边贸易往来。其中，随葬陶器的种类和风格共性很强，表明葬俗各异的群体之间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往在金瑙等地发现的陶器与北安恰尔邦、木斯塘、西藏西部的极为相似，说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长期使用类似陶器，但埋葬习俗则各不相同。测年结果表明墓葬的年代上限达公元前6~5 世纪。

　　Nautiyal 根据出土坩埚和炉渣认为，当地存在金属冶炼并有掌握了非金属熔融术的专业匠人。通过对表面挂釉滑石珠的成分分析，可知其烧成温度超过900 度。但也有学者根据当地滑石原料不佳，对此类制品是否为当地所产持怀疑态度。其他各类装饰珠（玛瑙、绿松石、海贝、肉红石髓、滑石等）的发现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内外交流提供了线索。研究者指出，此地的玛瑙可能是从印度河流域传往西藏，绿松石则反方向从西藏传往印度。经对贝类装饰品原料检测，证实全部为产自沿海的印度铅螺（Turbinellapyrum）。此类材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并延续至历史时期。此类物的出现为沿海与跨喜马拉雅最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证，也为早期贸易通道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目前在印度尚未发现绿松石矿，其来源还有待研究。

　　印度在此地的考古远远落后于我国西藏和尼泊尔。上述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为公元前6-5 世纪当地的族群、手工业和贸易流通提供了考古和年代证据。这一发现对我国西藏考古及相关研究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