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中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1];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2];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3]、“‘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4]。

　　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5];侯仁之认为,它为中国“自古以来即已发达的地图制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裴秀是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6];《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躭、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7];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就丝毫不奇怪了;而裴秀叙述‘制图六体’的意义,便更多地体现为用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地图绘制准则,使文人了解地图绘制原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8],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9]。需要注意的是辛德勇提出的观点与以往不同,其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图六体”,而是那些在裴秀之前就已经长期流传,并由裴秀总结的制图准则在绘图人员中的长期延续,当然本质上还是认为这些准则(也就是“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只不过将文人与绘图人员割裂开来。

　　不可否认,虽然对裴秀“制图六体”的解释学界存在一些争议[10],但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在当时确实是先进的。不过,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是否如上述学者而言,对中国后来的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学者进行过具体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来澄清“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的影响力。

　　一、文献、舆图中对“制图六体”的记载

　　要确定“制图六体”的影响力,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查找文献和中国古代舆图的题记、叙录中对其记录、描述、阐释的情况,以及分析中国古代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下面一一进行介绍:

　　(一)、文献中记载“制图六体”的情况。

　　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一文中,依据电子版《四库全书》和《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了检索分析,现对其结果摘引如下“以‘制图之体’为检索词,四库中显示14 条记录,又以‘制地图之体’为检索词,另有5 条记录,共19条。在古籍库中以‘制图之体’可检索到24条记录,以‘制地图之体’可以检索到8条,共32 条,多出的条目数,多数是乾隆以后。检索结果显示,制图六体最初源自裴秀所做的《禹贡九州地域图》序,现存最早记录始自唐代,一条载于房乔的《晋书》卷三五《裴秀传》,另一条载于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四库19条记录中,13条记载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其中8条同《晋书》,系利用‘制图之体’检索词查出;另外5条系利用‘制地图之体’检索的结果,源于《艺文类聚》。显而易见,后世文献的相异,系源于这两个文本”;“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11]。

　　韩昭庆的归纳和分析基本正确,不过有两点需要纠正和补充。

　　第一、韩昭庆的检索结果并不全面,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按照“六体”和“裴秀”作为关键词检索,将检索到更多的内容,共有50条记录。不过韩昭庆得出的结论,即子部类书类收录的最多,这点是正确的,共有21条,这显然与类书的特征有关。其他各部中,集部中只是在总集类才引用全文,其他各类中只是简单的提到“六体”这一术语或者裴秀所绘的舆图;经部著作中提到“制图六体”的很少,大都出现在与《禹贡》有关的著作中;史部,只是在《晋书·裴秀传》、与裴秀籍贯有关的《山西通志》引用了全文,此外《经义考》中引用全文是因为这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通志》则是基本上抄录的《晋书·裴秀传》,其他各书仅仅只是提到裴秀所绘舆图和“六体”。因此,关于六体的论述之所以被各书全文抄录,主要是因为:1、其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2、是裴秀撰写的文字;3、类书。就内容而言,不外乎是对《晋书·裴秀传》或《艺文类聚》的摘引、对“六体”以及其所包含的术语的引用,直至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才第一次对“六体”进行解释。

　　第二,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虽然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但并未用来绘制地图,这点他自己叙述的也很清楚,即“于是不揣孤陋,既作《锥指》,辄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倣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但使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之,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正方位,存其梗概而已”[12],也就是依据文献,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图,而且只是示意图;又“右《禹贡图》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而独恨晋图既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也” [13],则明确说明没有使用“六体”。此外,根据研究四十七幅图中有十六幅是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14]。

　　《禹贡锥指》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并不是胡渭对与六体的解释,而是他的一些感慨,现摘录如下:

　　“……古之为图者,必精于句股之数,故准望絫黍不差……后之撰方志者,以郡县废置不常,而无暇以句股测远近之实。其所书唯据人迹所由之里数,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虽有精于句股者,亦孰从而测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数,与准望远近之实,往往不相应,此图之所以难成,而地理之学日荒芜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数,可谓详矣,而夷险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据者,著地人迹屈曲之路乎,抑虚空鸟道径直之路乎?至于近世之郡县志,尤为疏略,其道里亦未必尽核,况可据以定准望邪!昔人谓古乐一亡,音律卒不可复。愚窃谓晋图一亡,而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呜呼惜哉!”[15]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1、至少在胡渭的时候,已经和我们现在一样,不清楚“制图六体”的具体含义了;2、至少胡渭认为绘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总志和方志,否则不会在文中一再强调这两者所记录的材料的粗略和数据的性质,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当时绘制地图并没有进行对应或者专门的实地测量;3、在胡渭看来,裴秀所绘地图的散佚使得“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也就是“六体”的具体内容很早之前就已经不为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