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科学理论工具？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形成了“否定派”、“重新建构派”和“辩护派”三种理论观点。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差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生态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质疑的基础上建构了其自身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是要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还必须立足于生态学视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和阐发。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6-0027-07

　　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是否已经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否可能？上述两个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上述讨论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科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工具，即是否还具有当代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结合当前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对上述问题谈谈自己初步的想法。

　　一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理论工具这一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于以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否定派”。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价值立场上看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其理论内容看则坚持的是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因而它和生态学是相对立的。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之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主要是由他们自身的理论主张所决定的。生态主义思潮从“地球优先论”这一价值立场出发，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不仅使得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且使人类把自然看做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科学技术则是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因此，他们强调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1]48基于以上原因，他们最终得出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完全实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流派为代表的“重新建构派”。他们虽然并不是以生态问题研究为其理论主题，但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建立之初，并未考虑生态制约的问题，而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论述自己为何要从早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时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研究平等为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一方面相信工人阶级自身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赞成平等，随着他们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一定会推翻不平等的社会，而建立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会自动实现平等，因此没有必要花时间从理论上去论证平等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革命主体不复存在，而且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由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所推动的使用价值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2]。因此柯亨认为，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平等实现的两大论据消失了，应该考虑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作论证。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则在《希望的空间》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个地理学维度，应该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上述理论家虽然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但是又都认为生态问题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其理论视阈。

　　第三种理论观点来自于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辩护派”。总的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之间不构成矛盾冲突关系，但他们在理论观点上也存在着差异。一种观点以奥康纳和阿格尔为主要代表，他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只存在着潜在的生态学视阈，却缺乏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但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重构，开启其生态视阈；另一种观点以福斯特和佩珀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并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中阐发其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上述两条路径，最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生态学理论。

　　西方学术界的上述三种理论观点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回应，主要形成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条路径。第一种主要是从生态价值观的路径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把生态文明归结为一种后现代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其必然结局是要么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能性，要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生产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才能真正与生态保持一致，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明确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资源，挖掘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分析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及其原因，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

　　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生态危机的本质看法不同。生态主义思潮把生态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价值问题，即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现根本改变的转折点在于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人类由此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并把自然仅仅看做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最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生态主义思潮那里，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改变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生态危机虽然表现为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其本质却是人和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因此不能脱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生态主义不懂得“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1]156这就意味着解决生态危机应当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

　　第二，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之间存在差异，并由此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同态度。生态主义思潮在价值立场上始终坚持“地球优先论”，强调人类不具有相对于地球生态系统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这种“生物圈平等主义”使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不仅在实践中会遇到一系列难题，而且其理论本身主要是依靠直觉和个人神秘的体验而不是科学的逻辑论证得出的。如施怀泽在论及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时指出：“神秘主义就其使人与无限者建立精神关系而言，它是深刻的世界观。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是伦理神秘主义。通过伦理行为，它使与无限者合一得以实现。……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的特性，承认和实行它的人具有根本的虔诚。”[3]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这种反人本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也是他们反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与生态主义思潮相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立场，拿佩珀的话说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思潮的结果。因此，他们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坚持人类中心论，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同近代与资本、个人欲望相结合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它既反对所谓生物道德的神秘主义，同时也不反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第三，对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理解不同。虽然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都是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但两者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态主义思潮把保护环境与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同技术进步和运用以及经济增长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拒斥工业文明、回归荒野的前技术时代，显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在当代的回响。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的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和积极成果。在他们看来，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其生产和经济增长不过是服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必然引导人们沉沦于非理性的消费中，从而导致人们对技术的滥用和对自然的破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前技术时代，而是如何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让人们从异化消费的满足形式中摆脱出来，并为人们创造多种积极形式和具有创造性的满足形式。而这种满足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制造出的“欲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服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在他们的眼里，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为了说明这一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分了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之间的差别。他们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注重环境保护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护生态，而是一方面为了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使自身的商品披上绿色环保的外衣，使商品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环境保护的费用和获取更高的利润。无论从资本的本性看，还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它们和生态都是对立的。他们据此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就其本性是反生态的”理论命题，这实际上从根本上把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区分开来了。

　　第四，生态主义思潮是一种主要以生态价值观建构为主旨的生态学理论，他们秉承的是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人们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破除资本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合理协调人们在环境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呈现为一种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其根源在于是否赞成从历史观和自然观两者辩证统一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态度。在生态主义思潮那里，“自然”概念“被解读成‘荒野’、‘原始’、‘乡土气’、‘孩子气’。贯穿上述概念的一条主线是，‘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4]35这种脱离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观使得他们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以贬损人类利益和尊严的方式谈论对自然的保护，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和自然之间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和能量的实际交换过程，并把生态文明归结为回归“荒野”，以消极方式寻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当然是并不奇怪的事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视角来分析生态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生态问题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贪婪和价值观问题，“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133因为价值观的变化包括人类对自然看法的变化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主张要分析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的影响，即分析生产方式是如何导致这种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发生中断的，这就决定了生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比其他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具有优势，而且也有利于生态主义思潮克服其理论缺陷。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