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曾经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本体论研究领域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有别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体系的新体系、新提法。有学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初“反思哲学”时期最响亮的一个用词,是不同于传统理解方式的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解方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从理论上推进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理解[2]。回顾30 多年来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的研究历程,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是“有得有失”——实践唯物主义既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重新发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较为忽视的实践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盲目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干扰了我们发展与创新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方向。为此,系统总结这一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并进行理论思考,将有益于我们今天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两个成果

　　我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在于从理论上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论和列宁的哲学党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3]277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科学地回答了物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划清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根本界限,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列宁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这一思想,在其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哲学的党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4]121,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4]130 以哲学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论和列宁的哲学党性论之重大意义,是给予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以正确的世界观,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起到了激浊扬清的历史作用。然而以同一种视角观察,这“两论”在今天看来仍存在着可以发展的空间。这是因为,“两论”只是划清了先进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上长期占据哲学圣坛主导地位的落后的唯心主义的界限,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即同哲学史上一切形形色色的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事实上,在“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3]266 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就曾谈到过这种差别———以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主体实践活动的意义。实践唯物主义高扬实践的旗帜,正确地发掘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在本体论上的前进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在当代中国与世界更为显现、更加闪耀。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取得的第二个成果,在于使实践不再仅仅囿于认识论范畴,更进一步地使得其进入了本体论范畴———实践唯物主义发展了列宁的物质定义,明确了实践具有物质性。换而言之,实践唯物主义主张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也是物质的。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基本上只是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来考察,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观点来对待,这显而易见贬低了实践的重要作用与位置。作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其所“唯”的“物”,显然不同于那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无科学实践观的旧唯物主义所“唯”的“物”。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物质范畴不仅包括自然存在的物质实体和物质结构,也包括物质性的社会活动即实践;不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本身也具有物质性。这一哲学变革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它深刻地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唯”的是同一个“物”,避免了费尔巴哈式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出现,将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中清理了出来。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王座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但其历史观却公认地比黑格尔肤浅得多,原因在于他同时抛弃了历史观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新唯物主义阐明了世界统一于运动着的物质,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作为整个物质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这样,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达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实践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即能够检验真理,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能够改造世界。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推进”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真正确立了“实践的观点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5]

　　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两个欠缺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欠缺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一研究第一个失当之处,是盲目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和语言,片面地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从而在理论上割裂了以“一脉相承”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实践上走向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同第二国际理论家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尤其是重视这一哲学的本体论。他们坚持反对“主客二分”,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这一点,从卢卡奇到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是一以贯之的。在葛兰西那里,“实践哲学”一词当然具有逃避监狱审查的功能,但从整体上把握葛兰西哲学思想,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其实践哲学就是实践的一元论。葛兰西开创了这一传统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倾向于实践本体论和“指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忽视自然界、忽视生活源泉的物质主义、生产主义哲学, 因而必须用生态哲学、生存论哲学加以超越。”[6]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红旗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自治社会主义”受到“实践派”影响,愈发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化与唯心主义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启示我们,不是任何一种哲学变革,都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仿效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必然会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其思想来源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对列宁主义本身以及秉承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进行了多次理论攻击,对于这股理论思潮我们必须有分析有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某些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可以等同视之,一并作为指导思想”[5],割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主张所谓的“西马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