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近期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热潮，但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文章论述了中国模式研究的必要性、中国模式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以及研究中国模式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朱炳元(1950-)，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1)01-0036-05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近期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热潮，但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的定位、研究中国模式的原因、目的和价值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有的人根本就反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本文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从中国模式研究的必要性、中国模式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以及中国模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几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从最近来自世界各国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都反复提到中国模式，并且对这一概念充满兴趣。连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也按捺不住好奇，问到访的中国客人：“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的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1]50从俄罗斯到芬兰，从越南到委内瑞拉，从北美大陆到非洲草原，到处都在谈论中国的进步，感慨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什么中国突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这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2009年国庆大典、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和顺利进行，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在雪灾、旱灾、水灾、地震、泥石流等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的动员能力及顽强精神，气壮山河；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一枝独秀，令世人称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英国《卫报》、《金融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墨西哥《每日报》等世界著名报刊，都发表过文章，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这一情况说明，中国模式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这一模式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理直气壮地扛起这面大旗，实事求是地对这一模式进行系统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理论概括。对这一问题吞吞吐吐和躲躲闪闪，或者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甚至不予承认和横加指责，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模式一词，由英文“Model”翻译而来，表示模型、样式等意思。各个国家、民族和地方的情况不同，它的发展道路、形式和方法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而又成功的实践。它包括了在这一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和总结出的基本经验。因此，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及其基本经验和制度架构。可以这样说，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称。既然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中国模式呢？

　　第一，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核心反复强调中国模式。邓小平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2]2611990年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又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2]359-360江泽民指出，“各国人民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强求一种模式的后果是严重的”[3]331。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4]有人说，中国模式在学界讨论比较热烈，在领导人讲话中、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还没有出现，这不符合事实。

　　第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需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当前，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面对的最大课题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进一步的概括、总结和归纳。这就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为中心，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和执政党建设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必须同各种理论的比较和对话才能进一步得到深化，才能进一步彰显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当代国外各种比较有影响的社会理论都是当代社会发展一定现象的理论反应，都是从各自的视觉、各自的侧面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某种探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模式时，也要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有益成果，在相互对话、吸收中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第三，尽管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多地体现了我们事业的制度性质，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特点和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特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反映出的特点和做法。这种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模式，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共同关注的问题，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尽管就我们自己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的内涵是明确的和清楚的，但是在国际上，对这个概念似乎还存在一些误解。例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就说：“在欧洲，很多人一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而这些联想往往是负面的，是对中国不利的。你们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的模式，怎么能让别人来肯定你呢？”[5]14-15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根据外国人的好恶来确定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但是在对外交往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共同的理论平台和语言体系。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成功地搭建了对外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的理论平台和话语体系。这就是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比较多地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积极主动地把握中国发展的话语权，把一个全新的中国客观真实地介绍给世界。中国模式的阐释权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民是中国模式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中国人最清楚中国模式的精髓和真谛，最有资格对中国模式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总结。现在国际上“中国独秀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对于友好人士对我们的赞誉，我们当然表示感谢；对于善意的批评，我们应该虚心接受；对于恶意的攻击，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少数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西方政客，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方式，坚持用意识形态划线，“妖魔化”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看作是“洪水猛兽”。研究中国模式的理论高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把握中国模式的阐述权和话语权，把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做法清楚而真实地介绍给全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是中国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因此，开展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继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刻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的支持。我们应该立即深入地、全方位地、大规模地、高层次高质量地展开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并且尽快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