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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2015年07月14日 15:58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15年第2期 作者:陈曙光 刘影 字号

内容摘要: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民主模式的主导权,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判权,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模式,精心编制了一套极具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的民主话语。比如,民主一元论、民主速成论、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和平论、民主目的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选举至上论”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实质上的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取代民主的一切形式,用此种民主形式否定民主的其他形式,这就武断和片面了。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

关键词:民主;选举;制度;政治;美国;中国;西方国家;话语;陷阱;人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的话语生态却令人忧虑。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民主模式的主导权,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判权,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模式,精心编制了一套极具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的民主话语。西方的民主话语布设了大量的理论陷阱,比如,民主一元论、民主速成论、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和平论、民主目的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今天,我们应该积极建构民主的中国话语,对西方布设的“民主陷阱”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来自中国的声音必将终结西方民主话语的霸权地位,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关 键 词:西式民主;话语陷阱;中国式民主;中国话语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学术话语的基本问题研究”[NCET-13-0433]的阶段性成果。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话语生态却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企图把这颗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然而,“颜色革命”之花的凋零,“阿拉伯之冬”的来袭、泰国的交替政变、伊拉克的持续内战……无不在诉说着西式民主向外扩张的辛酸历史。今天,面对西方精心编织的民主话语,精心布设的理论陷阱,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敢于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陷阱1:民主一元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p.339)“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2]“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3](p.100)上述论断,将民主看作西方的专利,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其他的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民主一元论”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认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我们要把湄公河变成田纳西州的一个流域。”[4](p.29)这句话赤裸裸地体现了“民主一元论”的本质。

  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我们反对西方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人。毋庸置疑,“西式民主”相较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不可自愈的缺陷和弊端。西方民主建立在财产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块遮羞布。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5](p.3)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体系下,民主标准问题的界定,西方国家历来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p.200)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抽象的。“民主一元论”将民主神圣化和绝对化,企图建立超阶级、永恒的价值体系。2005年2月,布什总统在美俄峰会上要俄罗斯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那样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普京坚定地回应说:“民主和自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和需要分别定义,要因地制宜。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都必须适合俄罗斯发展的现状、历史和传统。”[7](p.10)现代西方社会推销的民主,诸如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普选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带有强烈的西方社会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8](p.124)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民主制度。中国古语讲“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说一定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适得其反。海地用20年实行美式“民主化”换来的是“失败的海地”。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盲目地与西式民主接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就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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