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荣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在《生产之镜》中，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立足于生产理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遵循同一个逻辑，反而成了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的“同谋”，是反映着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生产之镜”。因此，必须以“符码”生产为核心的“象征交换”来打破这一“生产之镜”。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具有“实证性”和“超越性”双重维度，二者之间充满着辩证的张力。生产理论既是马克思“批判的武器”，更是马克思“武器的批判”，而鲍德里亚却仅仅抓住“批判的武器”而忽视了“武器的批判”。在生产问题上，马克思是“观照生产而超越生产”的“生产辩证法”，鲍德里亚却是“消解生产而抛弃生产”的“生产形而上学”。

　　关 键 词：生产；生产之镜；生产形而上学；生产的张力；生产辩证法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14BZX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13YJA720001)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2012FRLX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4)11-0115-07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诘问，是从马克思立论的“阿基米德点”——“生产”本身出发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场和视野所限，鲍氏抓住的这一基点，却是奠立在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误释和误判的基础上的。在此，我们有必要结合马克思和鲍德里亚各自对生产概念的具体阐释，深入还原和凸显马克思“生产”理论应有的内在张力。

　　一、生产之“镜”：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的开篇序言就模仿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口吻指出：“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①从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可以看出，本来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生产”，却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反而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谋”的“生产幽灵”和“生产浪漫主义”，也即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在鲍德里亚这里，马克思批判的武器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正是生产的概念，需要进行根本的批判。”②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生产”概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生产由批判和革命的武器变成了“革命的幽灵”和“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③在以“生产逻辑”对抗“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希望通过生产逻辑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出卖劳动力时被异化的，这样，在审视更为激进的前提时，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劳动力可能被异化，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时是“没有异化的”。因此，鲍德里亚强调在这种对资本的激进逻辑分析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同西方理性主义观点仍然保持着一种“人类学的共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助于“资本的诡计”④。也就是说，马克思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在此基础上，“由于把自己理解为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合理化形式，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并使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辩证顶峰”。所以，虽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⑤。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依然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逻辑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的。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生产的幌子”遮住了它致命的内在矛盾，只是提供了一种描述的理论，一种复制的逻辑；马克思生产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它所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同流合污”了。

　　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在马克思这里是同一个逻辑，都是形而上学的逻辑，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恐怖。因此，“为了质疑这个使我们屈从于政治经济学命运和价值恐怖主义的过程，重新思考耗费和象征交换，就必须把马克思所发展的生产和劳动概念，当作与一般价值体系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概念加以分析”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正式通过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概念(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劳动、交换等等)。然而，马克思主义又以“批判的”帝国主义将这些概念普遍化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没有跳出“纯粹形而上学的陷阱”。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来理解过去，就像它不可能实现对原始社会的解码一样，同样它也不可能面对未来。它越来越不可能描绘出真正超越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前景。它‘辩证地’挣扎在资本的死胡同里，就像它挣扎在对象征的误解中一样。”⑦而为了超越这一意识形态幻象和跳出纯粹形而上学的陷阱，鲍德里亚又强调“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⑧。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既失去了解释力，又失去了革命性，所以自己不得不宣布：“我们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种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分析资本主义困境而不是革命道路上的专家。”⑨在鲍德里亚这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成了一个“半截子”的革命者。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是从宗教领域开始资本主义批判的。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激进的，才能揭示出真正的矛盾，最终解决宗教问题。正像宗教批判对马克思来说已经完成一样，对鲍德里亚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已基本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即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而这个层面就是以象征交换及其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批判全部意识形态范围内“生产之镜”的形而上学。在这里，鲍德里亚抬出了他自认为和可以替代和拯救马克思“生产幽灵”的“救世主”。实际上，生产之“镜”的隐喻在鲍德里亚这里是反映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西洋镜”，而在马克思这里却是体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透视镜”。对此，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已指出：“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⑩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强调：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这就启示我们，对人的本质的任何探讨都无法离开人的生产这面“镜子”。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倒是抓住了马克思问题的“根本”，但不幸却“跑偏”了。

　　所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之“镜”的“幽灵化”和“意识形态化”理解，严重误读和背离了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真实本质(对此本质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进行具体阐释)。鲍德里亚把“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象征交换领域，把生产的本质理解为象征交换的“符码”，实现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才是真正的和最大的“生产形而上学”，因为“符号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到符号范围接受检验的结果。鲍德里亚仍没有跳出他自己所竭力批判的生产逻辑。因此，鲍德里亚用自己的武断方式来硬性地想象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他用来批判马克思的武器，又不自觉地对准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