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阮一帆，历史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李战胜，法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内容提要：二战后，政治教育在联邦德国恢复经济、重建政治、反思纳粹、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不同时期政治教育的理论思想，既体现了联邦德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本国政治教育的地位、功能及规律的认识历程，也指导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教育实践。通过对战后不同历史阶段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探究，能够梳理出一条其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发展线索，揭示其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关 键 词：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及其评判借鉴研究”(10BKS054)；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战后德国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及其借鉴价值研究”(14zd0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德国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协同演化机制研究”(CUGL140425)

　　二战结束以后，联邦德国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并在90年代初期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联邦议会和政府主导实施的政治教育(Plitische Bildung)工作功不可没，在国家恢复经济、重建政治、反思纳粹、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政治教育的思想风格、理论依据也在不断调整、变化，这既体现了政府、学术界对政治教育地位、功能和规律的认识历程，也为不同时期的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

　　20世纪50年代初，在经历占领盟国的“非纳粹化”和“再教育”运动的洗礼之后，联邦德国开始走上政治、经济、文化重建的道路。经历了希特勒统治下社会极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西德人，在思想上难以接受纳粹为他们编织的“德意志理想”竟是一个“罪恶的神话”的残酷现实。战争惨败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如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盟国占领管制的屈辱感、极端恶劣的物质生活状况，使得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所谓“悲悼无能”的氛围之中。1951年，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的被调查者认为1945年之后的这段时期是德国20世纪历史中最好的时候。民众对波恩政府普遍缺乏基本的认同感，也不能自发产生对《基本法》中设计的民主政治的信心。绝大多数人所抱有的心理态度是对政治的冷漠，以及对社会的敌视和他人的不信任。这一时期，政治教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医治民众的心理创伤，消除他们对新政权统治的戒心，引导其正确认识纳粹主义及其自身“牵连”其中的责任，以此解决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问题，进而自觉生发出其对新生国家及民主制度的认同，在最大程度上形成民众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重建中所必需的“合力”。

　　联邦德国建国之初，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inger)发表的《政治教育的转折点——作为教育任务的合作关系》是战后第一本引发较大关注和热烈讨论的政治教育专著。欧廷格吸收了被誉为“再教育之父”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旨在解决西德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合作”与政治冷漠问题，将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确立为“引导人类合作”、“构建伙伴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合作政治教育”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合作教育”，培养并增强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为国家的重建提供精神力量。欧廷格的“合作政治教育”理论较好地回应了50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危机与历史任务，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因而被执政当局重视、采纳，在政治教育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合作政治教育”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过分倡导合作、秩序，忽视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导致政治教育在塑造民众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功能缺失。这被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引发60年代末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代末，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发表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汲取了正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的精华，强调了“社会教育”在青少年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文中具体提出“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因素的作用，从加强青少年社会体验的角度开展政治教育”[1](P77)。作者并不否认或逃避社会矛盾，而是注重如何引导青少年在对这些矛盾、对立的参与体验之中进一步理解社会发展的曲折性。这无疑是他对倡导“合作”的欧廷格在政治教育理论上的进步。作为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代表学者的斯普朗格对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的推崇，也是50年代西德社会吸收和借鉴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仍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的著作《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对弗雷德里希·欧廷格的“合作”政治教育理论提出了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李特认为，“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2](P16)。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国家的意义。李特对欧廷格的批评，还在于“合作教育”的主张导致社会科(Sozialkunde)的非政治化，他认为教育应为国家意识服务，即在政治教育中国家必须处于中心位置。可见，在对“合作”政治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李特十分强调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这不仅在联邦德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也直接对联邦政府的政治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政府进一步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行为。1963年建立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 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就是这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