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签署加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从新烟草消费税的实施，到“北京最严控烟令”的面世；从“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控”到“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近20年来，拥有3亿多庞大吸烟人口的社会几乎是在“立体化”地推动控烟进程，综合运用了立法、行政、经济杠杆、舆论引导等多种方式，一路闪转腾挪，踉跄前行。

　　正如媒体上持续讨论的一样，各种禁烟手段都遭遇了一些困难。立法在公共场所控烟，一般会遇到监督难落地、执法难覆盖的问题；调涨烟草税价，因幅度过小对烟草消费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引起了“如何监督”的舆论困惑；控制吸烟协会给烟草镜头过多的影视剧“颁发”“脏烟灰缸”奖，以示警示，却有评论批评其“或逼出艺术虚假”。此外，围绕控烟，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也依然激烈，烟草企业在增加警示包装上的“不情不愿”，吸烟群体与控烟专家在公共场所应否设置吸烟区的博弈，都让很多人对无烟社会的实现抱有焦虑。

　　控烟确实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但不得不说，这些手段还是提升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让“控烟是正义的”“无烟是正常的”成为一种常识和共识。从前，烟酒待客是一种民俗和人情，酒吧、饭店等公共场所被认为是吸烟的娱乐场所，吞云吐雾和互敬香烟被看作正常的社交礼仪；现在，正规的社交场合已经很少看见敬烟的场景，不在不吸烟者、尤其是不在老幼面前吸烟逐渐成为一种礼貌，甚至，是否遵守公共场所的吸烟规定，也潜在地成为了判断一个人素质的标准。

　　规则产生文化，而文化一旦成形，就有着更持久和绵密的影响力，抵达单纯“禁”与“控”不能抵达的地方。中国控烟还有漫漫长路，但以往的控烟举措，不只完成了烟草社会危害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共关系中的群己界线、人我关系，确立了新的社交礼仪。这肯定会反过来推进控烟进程，让“不吸烟”最终成为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