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一书对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欧洲中心论”殖民心态展现出分水岭的意蕴，它迫使学界在认识论上发生了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

　　对马克思是否是欧洲中心论者的追问是必要的。仅凭唯物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拒斥难以抵御滑入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因为种族中心主义可以佯装成唯物主义。尽管事实上，指责马克思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人同样也会指责其为“东方主义”，但这两种视角的方法论是不同的。欧洲中心主义应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认知的，这种类型的欧洲中心论源于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譬如19世纪的观察者对非欧洲社会未曾有直接的经历。另一种是至上主义的，这种类型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中心主义，它根植于19世纪以来西欧在世界所处领先地位的优越感。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非欧洲社会的分析属于“认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虽然他和恩格斯竭力克服自身的阶级出身以适应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与所处时代的工人运动密切联系，然而，这却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对非欧洲社会的了解都是通过欧洲人而间接获得的，这意味着他们对非欧洲社会的研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客观局限性。马克思认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也证明存在一种信仰，认为欧洲的发展道路必将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效仿。因此，欧洲殖民主义在解放“未开化的”世界人民（不仅包括东方国家，也包括如今我们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打破落后的枷锁并将其置于由欧洲人所开创的现代化道路等方面，被视为践行历史进步的角色。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赞赏的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作为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青年视资产阶级为“敌人”，但他们依然赞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工具”而推动历史进步。任何熟知《共产党宣言》的读者都清楚，其中并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对非欧洲社会的蔑视，更不存在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但对于所有的前工业文明形式，无论欧洲与否，都一概蔑视。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是对充满惰性的封建欧洲、庸碌无为的欧洲封建乡村生活以及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东方社会的讥讽。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遍引马克思在1853年间对印度的评述，以此来指责马克思为“东方学家”。尽管马克思对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受害者表达了痛心之情，但他也显示出对这些未开化文明之地的蔑视，《共产党宣言》整篇都在对把前殖民印度理想化的空想诱惑展开批判，并以最为消极的方式将之描述为“田园诗般的乡村社区”。这样，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似乎是欧洲中心论者，但事实是否如此，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