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为世人熟知。孔子提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主张“文质彬彬”，并贯彻在教育当中。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包括现代讲的语言学和文学。在文学方面诗歌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孔子有极高的文学成就，《论语》除了说理篇章，也有许多精彩的抒情、记事和状物。抒情者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记事者如“贤哉，回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状物者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

　　除了孔子，中国先哲们普遍具有文采。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用韵文写成。当然僵硬的韵文不见得就是文学和优美，真正优美的是意思和意境。例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治大国若烹小鲜”，“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孟子和庄子的文学成就最为世人称道，《孟子》大概是最优美的哲学著作，而《庄子》已经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鲁迅把它放在文学的范畴中，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道：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后世哲人继续这一条道路，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外，“人固有一死”和“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两段是最为世人传诵的片段。人们往往误解宋明哲人迂腐呆板，恰恰相反，出于“学者须是务实”[1]的精神，他们的文字别开生面。“立雪程门”所说的程颐有《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朱熹有《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本来讨论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也写得极其活泼可爱。他们的诗往往是表述哲学观点，但其诗情诗意不亚于专门的诗家。

　　文学也是先贤往圣的功夫。《尚书》记载，尧舜已经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舜典），并有君臣唱和的实践（益稷）。春秋时期，文学因周礼的要求而深深扎根于政治现场，《论语》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好像诗就是社交工具。据《左传》记载，诗歌是当时政治和外交的基本程序，几乎伴随每场活动，如同当代的文艺招待和礼品互赠。其开篇“郑伯克段于鄢”记录了政治斗争造成的家庭悲剧，就是借诗歌而较好地以喜剧收场。郑伯的母亲偏爱郑伯的弟弟，导致兄弟反目。郑伯为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于是，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往后的政治家亦复如是。刘邦有“大风起兮，云飞扬”，曹操有“蒿里行”，诸葛武侯有前后“出师表”。岳飞有“满江红”和“特特寻芳上翠微”。文天祥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有“要留清白在人间”，史可法有“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老臣心”。近现代史上，秋瑾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夏明翰有“砍头不要紧”。毛泽东评价古人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逊风稍骚。”他的文采就不必细说了。邓小平的文字功底其实很高，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经编辑《赤光》，在中央苏区曾经主编《红星》，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观点大都很有文采，例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国特色”，“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等等。

　　从历史经验看，没有文，就难以明道，也难以传道。概括起来，就是文以载道。这一概念由宋代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2]周敦颐从美学的角度阐释文学的意义，是非常正确的。尼采认为，“艺术才能拯救人类”。所谓拯救，首先是感动的意思。文学不仅唤起人的感性经验，而且激发人的行动意志。

　　文以载道的必然性在于认识的内在规律。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环节，感性是基础，但是理性同样重要。列宁说过：“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3]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4]抽象和理解就是理性认识，没有一定的理性作为指导，感觉往往陷入呆滞，即俗话所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理性有一个特点，必须用概念表达，而概念即是语言，恩格斯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逻辑作为概念思维，不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乃是人类运用语言以推动思维时，应当遵循的规范和可以运用的技巧。分开来说，形式逻辑是规范，辩证逻辑是技巧。对语言的掌握基本决定人的思维水平。文字作为可视的语言有极大的稳定性，卡尔?波普称之为文本世界，与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并列。通过文字而掌握的知识，基本决定一个人思维的边界。可以说，文就是道。或者说，文字是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的重要通道。

　　二、文章害道

　　文以载道是必然的。但什么是文？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文是文化，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文学。人类文化日益发达，文学本身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需要很大的心力才能有所造诣。从概念看，“文以载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讲的文，并非现代所说的文学，更不是诗词曲赋，要不然，孔子那些人就得放在文学家的行列。文，不但不能和文学相混淆，而且一旦混淆，就有非常不良的后果。

　　圣哲的“文学”成就分两种情况。一是他们本来就不把“文学”当文学，只是后人把他们的“文学”当文学。例如朱熹的诗，本是哲学观点的具象表述，相当于案例教学。“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表述他关于文化比较的观点，他认为儒家就是源头活水，学好孔孟之道，才能真正把握人生、社会和世界。《泛舟》写道：“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是表述他关于读书法和学习方法的心得，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第二种情况是，他们把“文学”当文学，但是仅仅把文学当做副业。例如汉唐以后的某些政治家。

　　在文学专业之外，“文学”中本来就没有文学。子曰，辞达而已矣。那些圣哲何以达到非凡的文学成就，恰恰是他们心里没有文学，只有真理（道）和对真理的追求。他们的文学成就来自特有的学识和人格。例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路漫漫其修远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子魂魄兮為鬼雄”。文如其人，人品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学水准。陆游在84岁写的《示子遹》说破了其中的道理。最后两句说：“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作为专门的文学家，竟然主张“工夫在诗外”，对于业余“文学家”，更应该坚持“工夫在文学外”。只把工夫下在文学之中，就成了偏颇。这种偏颇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文学家把功夫全下在文学当中。莫言说，“我早期确实挖空心思找故事，但受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总是写不出来。后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主张写自己的经验和生活，我也发生了转折，就是从我找故事变成了故事来找我。”[5]莫言凭此获得诺贝尔奖，对于某些远离生活、不追求真理的文学家是警醒。杜甫说“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曹雪芹说“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红楼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可见即使在文学领域，纯粹的文学也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种情况是各种事业家特别是政治家对文学的过分投入，导致学术和事业荒废，甚至造成国家和个人的悲剧。著名的有南唐后主李煜，还有他的父亲。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跑，被称为早熟，但是最终没有率先进入现代化，而是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让中华民族遭遇了无穷的灾难。重要根源是历史上中国政治的“文艺腔”（文学化）。这种文艺腔最终获得体制的保证，即八股取士。其腐朽性不在于考试的内容，也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学术和文学的混淆，八股文是说理文和骈体文的结合。顾炎武说“股者，对偶之名也”。[6]骈体文，包括辞赋和律诗绝句，本身是一种美，八股文是其巅峰。吴敬梓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7]但是它应该严守分界，否则就是祸害。八股文弃白话而用文言文，也是其缺陷。文艺腔在当代又有复活和蔓延，重提历史教训很有必要。

　　第三种情况是学术与文学的混淆。学术就是学术，混入文学的手法，往往遮人耳目，混淆视听。任何说理在逻辑或真理上是不完满的，文章过于华美精致，读者往往被误导，以为绝对真理而疏于反思与批判。自圆其说是文章的基本要求，但只是文法概念，意为条理清楚、结构完善。并不是说，自圆其说就是绝对正确，如果是那样，还不如不自圆其说。当我在学术研究中掺杂文学的残羹冷炙，导师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学术！学术！”意思是要遵循学术规范，不要乱七八糟。而学术与文学的混杂就是乱七八糟。

　　北宋的周敦颐作为道学家（哲学家）从道学的角度对文艺腔做了尖锐的批评：“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可考而知矣。”[8]这段话可以概括为“文章害道”。程颐说，“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9]把作文比作玩物丧志，可谓尖刻之至。宋代徐瑞在诗中写道：刻意文章终害道。[10]大概是“文章害道”的最早出处。宋朝是讲究科学的朝代，对文学深恶痛绝，显然文学与科学有内在的矛盾。用今天的眼光，二者没有孰轻孰重，但是如果关系失衡，恐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最终没有走出轻薄为文的毛病，科学的停滞也就成了必然。

　　三、道以载文

　　宋人讲过文章害道，也讲过文以载道，说到底还是离不开文，因此出路是反思什么是文。这也是程颐讨论的问题：

　　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抒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11]

　　程颐把文分为词章之文与非词章之文，即文自身。什么是文自身？“圣人亦抒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因此，胸中所蕴（人之性情）就是文。“游、夏称文学”，“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天文、人文”就是文。程颐明确否认“文”为词章之文，因此文是客观规律及其理解。这种看法很有意思。看日月圆满洁净，不就是文吗？日月往来，阴晴圆缺，寒来暑往，极有规律，不就是文吗？自然界的文毕竟无声无息，不便人类掌握，必须上升到文字之文，就是前面讲的“成文”。可见，儒家理想的文是道德与文章的统一，客观规律与人类语言的统一。

　　人们对古人的观点或许不屑一顾，毛泽东作为文章道德的典范，看他是怎么做的。毛泽东作为诗人，有非常独特的语体，范例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诗句和科学道理分毫不差，真正是“观乎天文”。《沁园春?雪》的好处不是辞藻华丽，而是对北国风光的次第描述，包括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次第。而“江山如此多娇”固然不及“风景这边独好”语言朴素，却也是真情实意。

　　推而广之，伟大的文学不外乎真情实意。岳飞说“好山好水看不足”，好就好在实有其事。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何尝不是实有其事。至于“一行白鹭上青天”则是实有其理。世界本身是美的，王安石说“画图难足”，文学的任务恐怕不是搜神志怪、描狐画鬼，而是借助语言再现世界。例如骈体文中天对地，红对绿，为什么这样对？因为它们本来就有相关性。当然，不可否认语言有语言自身的美。

　　回到文和道的关系，文以载道是肯定，文章害道是否定，接下来应该重新肯定。辩证法固然有重复，但不是简单的重复。文以载道以文为主体，可以说，文就是道。接下来应该以道为主体，可以说，道就是文。首先道是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的文，道和文是同一。其次，用语言文字把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表达出来，就是文。借用古人的语气，就是文以道载。再直白点，就是“道以载文”。文的总和不是文学，而是文化，精华则是科学和学术。把科学认识恰当地表达出来，必然包含文学的价值，即文采。当然不排除轻微的文学手法，例如黑格尔《法哲学?序言》用的四个典故：Penelope’s Web, Jump over Rhodes, 生活之树长青，The Owl of Minerva. 但是《序言》真正的文采是哲理本身，例如：What is rational is real; and what is real is rational. Every one is a son of his time; so philosophy also is its time apprehended in thoughts.

　　解决了什么是文，也就基本解决了如何为文。

　　首先，要探究语言自身的规律。"O wild West Wind"，它的美在于押头韵，而"One ink makes million think"所用修辞多达五种。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美则是“者、也”的大量运用，形成明显的节奏，近于童谣而异常亲切，殊异于唐宋古文运动所倡导的“伪古文”。

　　其次，为文就是发现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晋朝贾充的儿子在奶妈怀里，贾充抚摸儿子，老婆以为抚摸奶妈，把奶妈打死，儿子随即气死。这种事多次发生，竟让贾充绝嗣。可见，历史比思想更自由，生活比艺术更富于想象力，问题往往不是生活是否值得表现，而是人们没有能力表现。只要善于发现和准确表达，世界本身就是文学。问题即是文章的题目，事物内在的逻辑即是文章的结构。

　　第三，为文就是学术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是诗和书的总称，诗固然是文学，书却是学术，可以说“腹有学术文自华”。政府官员如果不讲专业问题，却卖弄风骚（国风与离骚的总称），不是在卖弄自己没有专业水平吗？相反，如果他的文章表明他对马克思“1857年手稿”、恩格斯“致朱?卡内帕”有了解，对约翰?穆勒、阿克顿、帕累托、贝弗里奇、布坎南等有了解，不是更风华吗？对于不学无术的人，才需要附庸风雅。

　　第四，作文就是作事。文章一般地都有实践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单纯娱乐只是少数。好的文章往往是作事作出来的，而不是单靠冥想。毛泽东的文章是其典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实地调查的产物，可称之为“用脚写”，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是以鲜血和生命写成。从这一点看，好的文章只有实践者才有资格做。说到实践，人民是历史和实践的主体，因此是文章好坏的最高评判者。

　　[参考文献]

　　[1]近思录?卷之二. http://www.tianyabook.com/gudian/jinsilu/

　　[2]周子通书?文辞.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327.htm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2.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5]杨振宁、莫言、范曾“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实录[N].科技日报，20130520.

　　[6]日知录?试文格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3.htm

　　[7]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8]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600.

　　[9]近思录?卷之二.

　　[10]全宋诗?第二十六部. http://www.wenxue100.com/book_GuDianShiCiWen/26_5191.thtml

　　[11]近思录，卷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