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先验论的基本方向。他从经院哲学中采纳了“先验”这个词，并赋予了它崭新的内涵：一种以“先验主义”为名的哲学将致力于回答“经验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意味着去寻求使这些经验得以发生的某些前提条件，这些条件表明自身为在逻辑上“预先”给出的东西，并且由于任务是作一种彻底的验前（a priori）辩护，因此它们不能是“实质”的东西，而必须是形式性的。

　　海德格尔赞同康德严格区分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做法：通过“哥白尼革命”，把考察的目光从描述形而上学实体的任务上移开，返回到揭示经验活动的先行结构的工作上去。但海德格尔也觉察到，在创造了一种新范式的同时，康德没能摆脱笛卡尔主义的束缚。先验观念论呈现为一种“两个世界”的图景——主体和对象被设想为了两个隐秘却是事实上的现成实体；对可能性条件的寻求变成了对主体“本性”的描述。康德在此又退回到了他的先辈们关于形而上学的“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上去了。

　　新康德主义者埃米尔·拉斯克又前进了一步：范畴形式不再是主体的规定，而仅仅是质料自身向我们呈现时的特定方式。经验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主体将它拥有的形式施加于质料之上，事实反倒是，质料总是已经带着特定的形式、在种种可理解性中被给予我们了。拉斯克对形式的重新反思，为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先验进路提供了孵化空间。尽管如此，海德格尔依然对拉斯克提出了批评：范畴形式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描述某种“客观的”形而上学对象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