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过程中,阅读者和文本关系怎样？文本、作者和作品的原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思考。

　　文本之成为阅读对象是相对于阅读者而言的。在晚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翻检药渣之前，世上只有可治泻痢、便血等病症的中药“龙骨”，并无殷商时期的占卜或记事刻辞。显然，阅读者和文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阅读者因阅读文本而成其为阅读者，文本因被阅读方成为阅读对象。实质上，在阅读纸质文本时，阅读者面对的其实并非文本，而不过是白色薄纸上的黑色点线而已。这些有规则的点线无疑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是能够从墨迹中读出什么，则完全在于阅读者自身。构成阅读者素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感觉、知觉和理性能力）和情感；其次是背景知识；再者就是以境界形式反映出来的阅读者的综合素养。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些因素就构成阅读者的先行具有（Vorhabeg）、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并形成解释学处境，也就是理解的前结构。正因该结构的存在，依靠纸面上墨迹的提示，阅读者自己建构起了文本、文本的意义和所谓的作者的原意，形成所谓理解。对于文本，阅读者能够理解多少，取决于阅读者自己的前理解结构，就此而言，当阅读者面对文本时，其实面对的是阅读者自身。阅读者知识、情感和境界处于什么层次，文本也就向他敞开到什么程度。

　　阅读者透过文本把握到的意思并非作者的原意，而是文本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还是阅读者自己构造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创作过程不能被重构，作者的生活世界更不可能得到恢复。每个人都有各自特异的前理解，作者和阅读者一样没有例外，这是由其各自的历史情境的唯一性所决定的。因而对于阅读者而言，读书就是要通过文本的刺激作用，唤起阅读者自身原本具有的东西。在阅读文本之前，阅读者所掌握的语言文字、知识和情感处于一种潜在的自由态之中。随着阅读的深入，语言中每一字词所具有的多种意思被限制，只有一种意义能够凸现，这些凸现出来的意义互相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意义状态。这就是说，阅读者借助于文本而使自身的意义空间得到扩张。文本作者基于其生活形态而创作的反映其生存体验的文本，就为阅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可能性，从而阅读者的生活空间得到伸展。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理解把此在之在向着此在的“为何之故”加以筹划，正如此在之在向着那个使此在的当下世界成为世界的意蕴加以筹划。理解就是阅读者在前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刺激将自身的可能性实现出来。

　　既然原意不可能得到恢复，那么对于文本所形成的每一种解读实质上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当然对文本的不同解读之间有着是否合理的评判标准，比较好的理解总是在阅读者努力地“面向事情本身”、掌握与文本有关的大量信息、精研作者的相关资料和生平事迹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而得到对于文本意义的比较全面的把握，所形成的有关阅读对象的相关信息网络中各信息节点之间没有矛盾错讹。因此，阅读需要瞄准文本自身并且参考他人已有理解成果，注重方法论的培养，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正我们前理解结构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和狭隘，从而寻找到一种相对而言对文本更为适切的理解。

　　在阅读过程中，阅读者除了形成对于普遍道理的领会和再认之外，文本还激发起情感。人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在喜怒哀乐悲恐惊之外还有淡然而波澜不惊的情绪状态。阅读唤起强烈的情绪感受，往往是在读文学作品之时。这种阅读使得身处尘世的阅读者远离现实纠葛，沉浸在精神世界里体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在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中，情绪得到宣泄，情感得到升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人们通过欣赏悲剧使怜悯和恐惧的情感得到净化或陶冶。

　　从最深层的精神统一体来看，自然之道和人之为人的纯粹情感是融合为一的，难以名之，勉强以“根底”识之。只要是人，都具有这种根底。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唤醒这种根底的能力各有差异。古圣先贤通过其生活经验的积累，在其某一个生命阶段顿悟而体验到自然之道，并将其体悟以文本形式表述下来。通过阅读经典，阅读者扩展并提升自我的心灵，就可以更深切地唤醒并领会那些借圣贤之口、之手表达出来的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蕴藏着的自然之“道”和人类共同情感，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作者。道借助作者之手得以表达，作者因领悟道并将其表达出来，进而因这种对道的领悟与表达而成就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阅读者则通过阅读文本达成对道的体悟。

　　因而，阅读文本的过程可以说是自我唤醒。在现实逼仄的境况下阅读者通过阅读进入文本之中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开出变化万端的多样性存在维度，使心灵从紧绷绷的现实的“被抛状态”中脱出，借助文本所传递的其他人生存在样式，形成更多的生存体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