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升温，一些学者已不满足于单纯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转而极力为饱受现代学者批评的某些思想观念辩诬，其中为“三纲”正名就属此类。然而，这样一种努力不是澄清而是搅浑了儒家思想传统及其意义。

　　根据学术界的通见，“三纲”之为“纲”，主要意指一种支配与服从的人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关系。正像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所说，“三纲说在礼教方面的权威，三纲说的躯壳，曾桎梏人心，束缚个性，妨碍进步，有数千年之久。”这说明，要想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构成一种具有合理意义的伦理关系，其实也应要求另一方同样尽自己相应的义务。贺麟先生以历史审视的眼光和批评反省的意识，对“三纲”说的真义或真精神进行发掘阐发，绝不意味着他意图要恢复历史上“旧三纲”说的本义，而是为了“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毋庸讳言，强调从绝对义务论的角度来“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作为一种对关系者双方的要求，这样一种努力当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义务必须与权利相对应，完全忽视人的权利诉求而一味强调尽绝对义务，仍不免失之片面，反之亦然。因此，依笔者之见，这样一种关于伦理准则的绝对义务论，从权利论的角度看很难说是全面合理的。

　　然而，时下有的学者汲汲于为“三纲”正名，却已完全丧失掉了对“三纲说的死躯壳”的历史审视和反省意识。而且，他们一反从支配—服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儒家“三纲”含义的视角，任性地从“自由人以义而合”的契约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解读其含义。他们有的认为，汉儒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谓“三纲”的含义，只是意指君臣、父子和夫妇双方角色、地位上的不同，只是“不同”，而“不是不平等”，“双方在道德上、人格上是平等的”，是一种“不同而合作”或者“分工而合作”的关系。也有这样解释“三纲”含义的，即认为“三纲”的含义只是指“从大局出发、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纲’并不必然包含绝对服从的要求在内，而是事物关系中相对的主次轻重之别，‘以某为纲’就是‘以某人为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