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内容提要】与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所主导的社会学思想相对立，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中存在着一股建构主义的思潮。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相对倾向于主体视角的早期阶段，后结构主义阶段，以及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阶段；充分体现了西方建构主义社会学在主客体二元论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对主义的影响，从而共同反对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这表明西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思潮是由各种相似和差异所构成的复杂现象，揭示其中的历史纷争和理论意义、澄清其中所包含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本文指出，如何走出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的阴影是建构主义社会学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关 键 词】建构主义社会学；相对主义；主客体二元论；实证主义；实在论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已经成为一股颠覆实证主义和实在论(realism)传统的主导力量，它以无可替代的方式，参与形塑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独特面貌，并构成其主导性的因素之一。但建构主义既不只是一个当代现象，也不是一个完全同一的整体。本文试图从相对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厘清西方建构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脉络和多样内涵，反思建构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获得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将看到，西方建构主义社会学的产生内在于近现代西方思想从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向，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激发出的一种理论反应。这一反应，在本体论上表现为主体视角、客体视角和反主客体二元论这三个阶段。以齐美尔、米德、舒茨、加芬克尔和戈夫曼等人所构成的早期阶段，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主体的视角；而第二阶段的客体主义者如福柯和布希亚等人，则表现出了最为激进的建构主义立场，通常有关建构主义的研究正是针对他们的思想而展开的；与此前的两个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以埃利亚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第三阶段主张一种反主客体二元论的理论视角，他们有意识地避免那种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所期待的那么成功。也正是因此，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以更为合理的方式扬弃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偏见，仍然是建构主义社会学发展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在结论部分我们将简要地勾勒出一种超越之道。

　　一、从绝对到相对

　　尽管实证主义和实在论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①但是它们却共同构造了某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形态，后者构成了建构主义所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这个形态的人为性是毋庸讳言的，它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人为建构的靶子，以表明建构主义将在哪些方面与实证主义和实在论交锋。与此同时，本文也将忽视实际的作者在思想上可能存在的各种变样，纯粹类型的建构不可能兼顾个别立场的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主张一种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真理观，它主张知识是对其对象的一种符号的或观念的反映或再现，这一反映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即它并不预设任何具有主观性的前提条件，观念就如同一面平滑的镜子真实地反映着对象。这一立场无疑被实证主义者所分享，后者进而强调社会学的知识应当由符合因果决定论的判断所构成，这已经隐含了一种本体论的预设，即实在论者所断言的那个外部的实在世界遵循着机械的决定论法则，而社会学的研究者正是要通过客观的方法来获得与其对象相一致的规律性知识。这一思路延续了古老的本质主义传统，而我们将看到反本质主义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Burr，2003：5-6；Allen，2005：36)。

　　不过，并非所有具有本质主义立场的作者都赞同有关实体的提法，例如胡塞尔便拒绝笛卡尔的先验实在论(胡塞尔，2002：33)。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建构主义者将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批判的重要对象之一。事实上，胡塞尔尽管反对将其所谓先验自我解释为一种实体的存在，但他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否认这一自我的真实存在和本体论地位；他的先验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与实在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胡塞尔对笛卡尔的先验实在论的批判丝毫也不意味着他自己的理论更好地摆脱了相关的风险。②因为问题的实质并非只是某个概念词汇的使用与否，而是这一概念所被赋予的观念内涵是否被有意或无意地加以遵循。因此，不应当教条地使用我们在此所谈论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论这样的字眼，它们意在传达出某种或某些立场，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并未使用这些概念的作者就一定能够豁免于建构主义的批判；本文之所以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它们的确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勾勒出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形态，而且这些概念也的确作为反建构主义的概念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

　　以上以粗略的线条勾勒了一幅由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所共同组建起来的反建构主义立场的图景，③不过，我们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种抽象的勾勒，对其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谱系进行简要的澄清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它们的实质。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过多的阐述，我们将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和思想的历史范畴，这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遭遇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之一笛卡尔，他不仅在认识论上是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真理观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为本体论上的实在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笔者无意否认笛卡尔思想对西方传统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其身心二元论与古希腊哲学乃至基督教哲学所发展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的重要关系(罗素，1976：91)，其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的态度和有关自然世界中存在各种一致性的假设显然来自于基督教神学的影响(米德，2003：1-9、328)，其关于主体的论点也并非前无古人(罗素，1976：87-88)，而有关实体的议论更是从亚里士多德哲学到经院哲学的老话题，如此等等。然而这些都不能否认笛卡尔及其时代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开端作用。这些影响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继承，也不具有必然的因果推论的作用；笛卡尔哲学为相关议题所注入的时代的科学精神和人本主义色彩便足以诠释一种分离或断裂，只不过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断裂或开端，即便是最彻底的变革也少不了历史影响的唤起作用(郑震，2009a：15-17)。

　　笛卡尔的认识论十分清晰地展现了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他断言对象以某种方式客观地存在于理智之中，这无疑是再现论或反映论真理观最为典范的表述(Descartes，1986：85-86)。此种认识论的实在论与对客观世界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论断相结合，构成了日后成长起来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基础。在本体论的方面，笛卡尔虽然没有抛弃有关神这一绝对实在的论调，但这不过是为心物实在论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依据(Descartes，1986：31)，心物实在论才是笛卡尔哲学的历史意义所在。笛卡尔在其认识论中强调理智心灵的基础地位，这与其关于心灵的实在论一同影响了之后西方思想中的主体性的视角；这一视角经由康德的发展而作为一种主体主义的哲学人类学在西方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由基督教所开创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深远影响(参见迪蒙，2003：22)。这一切共同参与塑造了西方社会学中的主体视角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不过，虽然笛卡尔对心灵的实在显示出了某种认识论上的侧重，但是他依然是一个心物二元论者，他丝毫也不否认物质世界具有同样不可还原的实在地位，他有关物质世界遵循机械论和决定论法则的论断对后世的科学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在19世纪被法国的实证主义者推广到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哈耶克，2003：117)。这一转变并非突然，它一方面体现了对19世纪的西方人而言，随着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认识自然的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紧迫，虽然问题本身并没有被彻底解决，但是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对立变得不再重要了(Elias，1991：125)。相较之下，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问题成为19世纪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面对动荡的社会，19世纪法国的浪漫保守主义者(如圣西门和孔德)宣称社会是一个拥有维持秩序的自主力量的独立实体(叶启政，2004：93)。这一思想通过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而在社会学领域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其具有浓厚的整体主义色彩的实在论立场被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哈耶克斥之为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实在论的错误(哈耶克，2003：52)。由此，笛卡尔的心物实在论中的物的一方，便一定程度地在19世纪被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兴起的市民社会所取代了；这一社会被涂尔干视为是拥有其固有的存在和固有的本性的客观的精神实体(迪尔凯姆，1995：12-20)，涂尔干甚至赋予它“物”的名称，尽管社会事实并不是物质之物。此“物”对彼“物”的替代，既昭示了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社会学的兴起，同时也颇为戏剧性地暗示了思想史的曲折传承和精神继替。而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也就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很大程度上被所谓的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所取代了(后者无疑是前者的众多变样之一)。

　　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思想是笛卡尔及其后的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仅仅是一个当代的反启蒙现象。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建构主义就已显露端倪，且在之后的历史中一直若隐若现，只不过直到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主流社会学在60年代应对社会问题时陷入严重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导致60年代和70年代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的扩张——文化问题成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加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冲击，以及20世纪末期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参阅波斯特，2001：23、45)等等，建构主义才在西方社会学的领域中发展为一种较具主流性质的思潮，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建构主义的思想与它所反对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论一样与启蒙有着复杂的关联。事实上，启蒙本身并不是一个同一性的过程，笛卡尔的理智主义和意识哲学固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具有不同精神气质的思想也同样在孕育和成长，④我们可以笼统且宽泛地将这种思想称为是相对主义。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将善恶、美丑等观念归咎为人的心理状态和想象，从而拒绝把它们视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斯宾诺莎，1983：41-42、169)；我们可以看到帕斯卡尔以人心的理智来质疑笛卡尔的万能理智(Pascal，1931：2、78-79)，并肯定人的局限性和质疑绝对的真理(参见郑震，2009a：46-50)；还可以看到英国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倾向；看到康德反对纯粹理性能够认识自在之物，主张主体只能基于自身先天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来获得对现象的认识(康德，2004：25、39-40，108-109)，从而无意中极大推进了主观相对的思想倾向的发展；看到黑格尔有关绝对或真理在时间中生成的哲学；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对人之存在的社会历史性的肯定；⑤以及尼采的透视主义和海德格尔断言人之存在的意义是时间性，等等。⑥这些从启蒙时代直至20世纪的哲学思想以不尽相同的方式推动了相对主义的发展，尽管这并不总是那些作者本人的意图所在，甚至完全可能是其本人所反对或部分反对的，例如，斯宾诺莎有关实体的形而上学论断毫无疑问地排除了时间性的意义(郑震，2009a：38-39)；康德主张人的心智给自然立法的做法，正是为了应对由休谟的怀疑论所引发的危机(米德，2003：48)；黑格尔的生成的真理所走过的是一个封闭的圆圈(黑格尔，1979：11)；而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论所试图揭示的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它具有铁的必然性(马克思，2004：8-10、874)；此外，海德格尔在谈论真理本质的相对性的同时，却又强调真理的本质的不变性(海德格尔，2002：163)，如此等等。这恰恰表明推动建构主义形成的相对主义精神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如此众多风格各异的作者的参与也暗示了相对主义思潮恐怕很难具有一个完全同一的整体面向，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建构主义的内在分化和发展。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涵括了从极端的怀疑主义到较为温和的相对主义的广阔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不同风格的建构主义思想。相对主义既是将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和实在论区别开来的主要精神，也是将建构主义内部分裂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巨变，以及相关的科学哲学的诠释，也是相对主义精神得以丰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对社会学建构主义的发展具有直接的重要性。伴随着非欧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统治传统科学思想的牛顿—笛卡尔的决定论的认识论模型失去了其支配地位。这绝不仅仅是人们针对同样的对象用一些新的证据推翻了旧证据所支持的假设，从而改进了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一场关于世界观的激进变革，它意味着原本被决定论、机械论和还原论所统治的认识论模型，让位给强调或然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相对性的非决定论的模型。巴什拉写道：“简言之，我相信科学正开始将它的论证建立在尝试性的、复杂的模型之上，简明的观念被保留给特定的并且总是暂时的目的”(Bachelard，1984：163)。牛顿—笛卡尔的认识论模型主张发现绝对时空中的机械的因果法则，它一方面相信决定论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特性，另一方面则主张客观的知识应当具有决定论的先天形式(Bachelard，1984：101)。然而，正如巴什拉所指出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充分揭示了传统自然科学所展现的决定论的自然秩序不过是通过技术手段人为简化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蓄意的选择，是人为排除各种干扰和所谓的不重要的现象的结果，尽管此种“不重要”往往只是表明了无法对之加以思考而已(Bachelard，1984：104、108)。“自然的真正秩序是我们凭借由我们自行支配的技术手段而放入自然之中的”(Bachelard，1984：108)。这一论断，完全颠覆了客观主义的反映论思想的绝对主义迷信，指出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理性建构，科学绝不仅仅是在客观的实在中发现实在所固有的规律，科学所给出的世界的图像已经包含了科学的视角。如果说传统的自然科学对其理智主义的(intellectualistic)先入之见缺乏自我意识，那么20世纪的自然科学则通过承认时空的相对性，通过反对将因果关系等同于决定论，通过正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或然性的重要意义，从而以一种非决定论的世界观揭示了那个先入之见的历史局限性。不仅如此，新的科学正因为放弃了理智主义的狂妄自大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它不再盲目地信奉所谓的绝对真理，而是接受了一种科学的怀疑主义，这不是不可知论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一种理性的审慎，因此“对科学而言，真理不过是对不断出现的错误的一种历史的纠正，而经验则是对共同且基本的错觉的一种纠正”(Bachelard，1984：172)。

　　即便是像亨普尔这样的实证主义者，在面对巴什拉所描绘的新科学精神以及相关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冲击时，也不得不承认：“科学假说或理论不能结论性地为任何一组有效的资料数据所证明，不管这组资料数据有多么精确和广泛。这件事对断言或蕴含一般规律的假说或理论来说更加明显……因此，严格地说来，在科学中判决性实验是不可能的”(亨普尔，2006：42-43)。亨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知识的真理性无法被最终确定，因此经验知识所假定的实体，无论得到多么强大的经验资料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建构的特征，它必须对未来的检验敞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尽管科学总是试图寻找所谓的普遍法则，但我们却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此种法则的存在，绝对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正如米德所强调的，科学的法则不应当被视为是定论(米德，2003：316-318)。不仅如此，亨普尔还指出，人们不可能无前提地收集经验资料，也不可能仅仅依据问题去收集经验资料，而是必须依据由问题所引发的假设来收集相关资料(亨普尔，2006：19-20)。这意味着科学的观察不可能是无前提的绝对客观的活动，总已经有某些先入之见在指导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

　　而在科学假说的可信赖性的问题上，亨普尔也同样背离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教条，他承认某一科学假说的可信赖性依赖于当时科学知识总体的相关部分(亨普尔，2006：69)，这一论点显然意指科学假说的意义与科学知识情境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科学假说的可信赖性并非只是由经验的证据所决定的(更何况不存在判决性的证据)。科学假说的可信赖性与其所处的科学情境中的其他所有相关的假说和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些支持它的假说和理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到该假说的可信赖性。这些清楚地表明，科学假说的可信赖性具有双重的相对性，一方面是经验证据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则是情境关联上的相对性，因为任何经验的证据都将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由各种假说和理论所组建的科学知识的情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征。

　　不过，亨普尔显然没能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假说的可信赖性问题的社会历史意义，他依然停留于科学论证的层次，从而忽视了科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始终处于更大的社会时空之中，而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不可避免地有其利益诉求和社会关联。事实上，不仅科学自身的评价标准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客观和确定，而且各种非科学的标准也始终在威胁着科学的判断，后者对于社会科学显然是一个更加凸显的问题(Elias，1998：219-225)。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被许多人视为是绝对主义思维方式最坚固堡垒的自然科学的领域中，相对主义也已经获得了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人们最终意识到，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与一种理性的相对主义并无矛盾，后者以抵制绝对主义的狂妄自大的方式为通向也许更加有效的知识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