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清代光绪年间四川省南部县的一份状式，右下角为官代书戳记

　　现在，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其实，这有些“厚污古人”——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也一样。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但是，据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发现，在明清时期，老百姓对法律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在意，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在意法律的。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

　　明清时期，老百姓在意法律，来自几个方面的因素。

　　在朱元璋时期颁行的《大明律》里，即有“讲读律令”的条文。这条规定，不仅是针对官员的，也是针对老百姓的。对官员来说，不但要讲读律例，而且还要通晓律意；否则，将会受到制裁。对老百姓而言，如能通晓律例，在普通犯罪时，即可免罪一次。清代也有这样的律文。

　　另外，朱元璋对于《明大诰》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谢应芳《龟巢集》卷八载有“读大诰作巷歌”语云：“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这里的“挂书”之“书”，即《明大诰》。同书卷七尚有“周可大新充粮长”七绝一首，语曰：“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足见，《明大诰》流传之广泛，以至牧童、农夫都在习读《明大诰》这部明太祖“钦定”的特别法。

　　与此同时，在通衢要道和众人聚会的地方，还会张挂相应的法律文本，以便老百姓知晓法律。有时，老百姓还因不知道法律而被官府免于处罚的。《明实录》记有永乐二年的一个有趣故事：大理寺官员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制律。”皇帝问工部官员：“小秤之禁已申明否？”答曰：“文移诸司矣。”又问：“榜谕于市否？”答曰：“未。”皇帝就说：“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其释之。”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例如，被学者称为“日用类书”的大型书籍，属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版本很多。可是，它们往往相互抄袭，不仅鲁鱼豕亥，错谬百出，而且纸质低劣，印制恶滥。而其原因，显然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另外，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商业用书。除了介绍商业知识，也会介绍一些法律知识与文书知识。原因很简单，商人要做买卖，当然要订契约。

　　不可忽略的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不乏法律故事。甚至，在儿童的识字课本中，也会介绍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例如，晚清刘树屏编撰、吴子城绘图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对“斩”和“绞”等刑罚，不但作了字面上的释义，而且还配有图像，非常直观，便于儿童识字和记忆。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老百姓不在意法律，那么以“射利”为志业的书商，为什么要去编那些法律书籍？甚至要去做盗版的事情呢？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版权法，但著作权的意识还是有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有阅读法律书籍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读者市场，也一定会有购买法律书籍的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阅读法律书籍，当然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说到买书，自然涉及书籍的价格。虽然晚明以来中国的书籍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书籍的价格并不便宜。在清朝，一套印制精美的《红楼梦》要花多少钱呢？大约要20两银子。那20两银子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是五口之家一年的开销。因此，买得起《红楼梦》的，恐怕是有钱人和读书人。在晚清，知县杜凤治说，自己看到一套《大清律例》，价格是18两银子，因嫌贵而没买。比较而言，之所以“日用类书”多是盗版作品，而且大多印制恶滥，无疑是为了降低成本；一套卷帙浩繁的“日用类书”，只卖一两银子，可见是为了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法律是非常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