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能，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到当代中国社会学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社会学学术实践的衰弱现象，并提出了重返空间社会学的呼吁。首先，通过回顾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作者认为，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构成了费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者给出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的衰弱背后的方法论原因、知识社会学原因和学术范式变迁的原因。第三，作者深入解剖了与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当代衰弱直接相关的社会学学术范式变迁的具体内容，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对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挑战，构成了定性空间社会学衰弱的一个主因。第四，通过追溯芝加哥学派的持续生命力，作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存在着复兴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内在动力，并把它看作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之一。

　　【关 键 词】空间社会学；费孝通；学术范式；芝加哥学派；云南三村

　　作为分析单位的空间

　　在社会学经验研究①中，分析单位往往是分层的。最常见的第一层分析单位是个体，也就是说，数据的生产是围绕着某个研究对象而生产的，这个研究对象具有特定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青年人、外来移民、残疾人，或者监狱中的囚犯。一般来说，定量社会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单位，就是这一类个体，尤其是当我们采用问卷调查这一方法时。

　　第二层的分析单位，最常见的是组织和团体。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个体的一个集合，比如班级、体育运动队、青少年伙伴群体、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公司等。这一层次的分析单位，既适合做定性研究，如对某个街头行乞团伙的参与式观察，也适合做定量研究，如针对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客户公共关系实践所实施的大样本问卷调查。

　　第三层的分析单位，往往就是地域空间，比如村庄、乡镇、城市社区、地域共同体。其内部随着规模的扩大，甚至可以包括民族国家，或者文化地理区域②在内。与第二层次的组织和团体这一分析单位所不同的是，地域空间的分析单位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同时，在这个地域边界内，我们大致能够观察到全谱系的人类活动，而这两点，恰好是前两个分析单位所不具备的。由于地域空间内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地理边界的延展性，其对研究者研究精力的耗用，使得这一层次的社会学研究，往往以定性的个案研究为主。唯一例外的是民族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或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定量评价体系，可以采用定量方法来对这一层次的分析单位，实施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

　　当然，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我们可以为上述每一个分析单位层次加上一个新的维度，即时间维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集多个时点，或连续时点的变量特征值，使得上述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次的单一数据都转变为嵌套数据③。

　　费孝通先生的空间社会学

　　前面第一节关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分析单位的论述，是为本节的讨论作一个方法论的铺垫。本人希望这样一个铺垫，能够帮助读者顺利地联想到，如果我们用这样三个层次的分析单位来观照费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做什么样的判断。本文的个人判断是，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其经验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努力，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定性空间社会学”[qualitative space-based sociology]④的学术实践。在这里，定性空间社会学指的就是以第三层次的地域空间作为分析单位，尝试着对该地域中的全谱系的人类活动，或特定的人类活动，进行全面分析的社会学学术活动。先生的空间社会学中也涉及了一个时间的维度，比如说，他对江村的多次重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时点的时间序列数据，只不过这个时间序列数据更多的属于定性的观察，而非定量的测量。

　　表1给出了本人对先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个分类框架：按照研究类型[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和研究时段[早期研究和后期研究]这两个维度，一共生成了四个象限。结论很简单，先生的代表性经验研究，无论是早期研究，还是后期研究，都是以地域空间作为分析单位的：在早期经验研究中，这一地域空间是村庄或部族聚落，在后期经验研究中，其分析单位是乡镇、城市经济区、流域三角洲、民族聚居地区之类的更大型地域空间。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费先生的早期经验研究，秉持功能主义的立场，在把社区经济生活作为核心关注点的同时，也描述了社区内更丰富多样的人类活动：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婚姻制度、风俗、仪式和社区精神等。而后期的经验研究，则主要关注的是该地域空间内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该地域空间内社会行动者在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