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加以深入讨论的是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由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是国族凝聚力之泉源所在。集体记忆的重要理论价值由此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走向共和剧照

　　当今信息社会，电视等新闻传媒是参与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尤其对青少年的集体记忆更是如此。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4个城市的14至28岁之间的1065名青少年问卷调查得知，青少年了解历史知识的途径，除通过学校教育外，占半数人的回答是通过“影视作品”、“游戏”、“互联网”等得到的。

　　电视历史剧是电视与历史的联姻，它导致历史的通俗化、大众化，从而走进千百万受众的心里。电视历史剧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集体记忆，这冼定探讨电视历史剧与集体记忆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视历史剧按当下意识建构集体记忆

　　一般人们惯于将历史文献(包括作为艺术的电视历史剧)对应于历史事实．认为这些对于历史的叙述就是历史事实的再现。而集体记忆理论所强调的是，历史具有不可复原性，任何人在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野都将受到当下意识形态诸因素的限制，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他所看见的特定历史，并不等于历史本身。“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过去“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最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这就是哈布瓦赫强调的“现在中心观”，即集体记忆的当下性。依据集体记忆理论的理解，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当下社会性的建构。所以，任何历史题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社会权力关系以及偏见的社会记忆中的产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由集体记忆理论出发审视电视历史剧．并不关注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本身，不把历史看成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客观总体．而是关注历史是如何被叙述、被建构的。我们了解历史不是了解“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本身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蔽的社会与个人情境”。

　　近些年的电视历史剧有一类是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按照集体记忆理论的理解，这些历史文本都体现了原作者所处的社会历电情境与个人的情感意志。如依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历史剧《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后汉书》和《晋书》的部分内容相比较。其对三国历史上的人物做了大幅度的加工和修改，明显地表现出“尊刘贬曹”的倾向。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三国人物的并非客观的评价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观念的强大话语权，即“儒家思想”和“正统”观念对于三国历史的重构。

　　这种集体记忆的当下性在今人所创作的电视历史剧中显得更其明显。这类电视历史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力及其强大，它们直接呈现了当今社会的思想意识现状，显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力。这种集体记忆力集中体现在，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我们应该记忆什幺，失忆什么乃至如何记忆。

　　这里不妨以电视历史剧《雍正王朝》为例。在一些野史及民间传说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中，雍正乃是一个身负“骂名”的阴谋篡位、严厉刻薄的坏皇帝，而电视历史剧《雍正王朝》则将雍正塑造为一个宵衣吁食、呕心沥血的“铁腕式”的改革家形象。《雍正王朝》主要描写了康熙后期诸多社会矛盾中的朝野纷争和雍正继位后大刀阔斧实施改革的经过。雍正首先是清查亏空，惩治腐败．即使对王公贵族也决不姑息迁就。紧接着便是改革弊政．实行新政，改善国家财政。正是通过一系列新政的强有力的推行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雍正王朝》所形塑的这一历史人物、所建构的这段历史，无疑取决于编著者的当代意识与期待，正如主演唐国强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雍正当年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仍然在做。像反腐倡廉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的确，在经历20年的改革开放后，剧烈的利益调整导致社会矛盾增加．人们急切期待新一轮的改革大潮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雍正王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表现了人们对历史上改革式的领导人物的期待，也使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与其说历史剧是对于历史的叙述，还不如说它足在叙述中从历史里去有意地索取。这也说明“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雍正王朝》通过历史叙事重塑民族的历史记忆正与当下社会意识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