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史学，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疾病史的元史学。其探讨的问题，隶属史学门类中的元史学范畴，即，有关疾病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包括其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为之等问题。而将其冠之以“新”字，主要是转换视角，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学科领域如何开展“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做些探讨。

　　疾病史研究的突破及振兴，是20世纪最后30年里国际史学界极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此前，疾病史在历史学界则处在长期被忽视的状态。

　　中国的传统史书里，具代表性的是二十四（五）史，其关于历史上疾病最为我们所熟知的用词是“疫”、“病”二字。“传染病”这种专门的现代医学专业术语，在传统史书里自然不会出现，其实何止传统史书，即使是近代以来撰写的中国史著作，也极少使用。这一点只要翻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后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便可明鉴。西方的这一状况也很突出。20世纪以前，修昔底德等个别人除外，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同样难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量疾病的详情。笔者专门对英国18世纪史学家吉本（1737—1794）所撰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做了统计分析，该书逾115万英文字词的篇幅里，有关疾病的表达却也没超过122处（含个别脚注）。为此，疾病问题游离于史学家视野焦点之外或被置之边缘，是中外史学界的普遍现象。

　　统观20世纪，世界范围的疾病史研究实际走的是两条路线，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头一条路线是，医学史中作为医疗对象的疾病史研究，并由此形成医学史范畴的专门史/科学史的研究模式。这条路线长期以来是疾病史研究的主流或主体模式，主要从治病救人的角度研究疾病，以便能够寻找到病因或病源。直至当下，很多医学史著作论及的疾病史问题，都可归为这种模式。然而即使在医学史范畴，国内外一样，疾病史也是处于某种分割状态。有关著述散见在西医学科的内科学和传染病学之类著作里，或者还存在于医科大学编写的医史教科书当中。而我国中医学科有关疾病史的内容，则主要留存于传统医典，再就是中医学教科书里形成的一些研究成果。

　　另一条路线是，史学范畴的整体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模式，其标志性著作是美国杰出的世界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撰写，首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瘟疫与人》。该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跳出了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框框，直接将探究的视角，切换到生态环境的宏观和微观这样两个互为存在的世界。微观世界不为人们所见的细菌、病毒及其他微小原生物等，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将微生物与大型生物（包括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微寄生”（Microparasitism）；而将宏观世界里的人与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看作“宏寄生”（Macroparasitism），进而运用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和解读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疾病、阶级压迫、剥削和掠夺等现象。麦克尼尔这本著作的示范效应，催生出一种新的疾病史研究范式——麦克尼尔范式，进而在西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即历史学意义的疾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