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揭示的问题是，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长波段的百年历史，解决英国历史上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主流的革命话语背后，哪些利益群体受损、衰落或兴起了。

　　郭台辉：您的博士论文与第一本书《关系成为修辞》（Relations into Rhetorics）考察的是16、17世纪的英国，您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两位同学杰克·戈德斯通和理查德·拉克曼也都关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个国家。你们三个人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有何共同点与差异？

　　比尔曼：拉克曼的博士论文《从庄园到市场：1536—1640年英国结构变迁》（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写得非常好，简洁、平稳、可分析性强，但却不属于分析社会学类型，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也不一样。他没有运用人际关系的各种数据，但是通过人际关系来思考。他与我都是哈里森·怀特指导的，但坦率地说，我们俩从来没有相互讨论过学术问题。虽然我觉得他为人很不错，书也写得很好，但他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杰克·戈德斯通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仅仅有0.99的系数，就用人口增长来解释99%的变数。我做研究的时候从来不看他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与他真正交流过。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段时期非常重要，英国内战是现代政治制度出炉的时刻，所以是一个大事件。

　　理查德·拉克曼非常聪明，他的第二本书《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杰出典范，运用了网络分析，但并没有运用数学的技巧。我与哈里森·怀特非常相似，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哈里森·怀特还有一个学生非常优秀，他就是迈克尔·史华慈（Michael Schwartz）。他早年研究激进的社会抗争，这与我的研究非常接近，他是哈里森·怀特与查尔斯·蒂利在哈佛大学时共同指导的博士生。我们所有人都研究同一个国家和同一段时期，这纯属巧合。我从来没有与上述这些人讨论过学术问题，当时只与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卜正民、从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迈克尔·梅西（Michael W. Macy）交流，也经常与一位建筑史学家聊天。

　　郭台辉：您在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中并没有使用一手资料，而是依赖二手数据，主要是哈瑟尔·史密斯（A. Hassell Smith）那本《郡县与法庭》（County and Court）所收集的数据。然而，对于历史学家的数据也往往存在争议。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比尔曼：当时，哈瑟尔·史密斯在西北大学研究这个问题已有30年了。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博士论文中运用的主要数据是二手记录，而且采纳了哈瑟尔公开的所有会议数据。这些数据是我的因变量，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非常杰出，因此没有考虑太多。我揭示的问题是，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长波段的百年历史，解决英国历史上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主流的革命话语背后，哪些利益群体受损、衰落或兴起了。在《关系成为修辞》中，我极力表明贵族群体中没有一个衰落，他们始终受益，并且对自我群体的身份有着高度认同。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收集数据，而且我也不可能去做收集数据这类事情。我们发表了一篇有关英国全球化与东方贸易的文章《违法行为与全球贸易的基础：英国在东印度的贸易结构》（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研究的是1600—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东方的渗透。我的确有点投机，在东方历史档案中，我们发现一本有关航海、船长、航行路线和港口的书，而且有人已经把它数据化了，这属于二手资料，但我却毫不怀疑地用上了。我的兴趣与特长不在于收集自己的数据，而是在于分析某种数据。我发现有一个人类学家非常值得敬佩，他在澳大利亚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与一个部落一起生活了20年。他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并且回来之后出版了唯一一本著作，在书的封底绘制出岛上所有人的220种亲戚关系及其构成因素。我完全相信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就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我可以为了写一篇文章而去那里生活20年吗？对于我来说这非常滑稽，也是没有任何效率和意义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