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数据中心 >> 工作动态 >> 最新动态
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
2018年04月13日 10:22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王处辉 孙晓冬 杨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处辉(1955-),男,天津静海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 300350;孙晓冬(1989-),男,山东枣庄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陕西 西安 710049;杨辰(1988-),男,天津人,中共中国农业银行党校培训研发部讲师,天津 300371 

  内容提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近四十年后,要实现理论自觉,社会学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通过对《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年以来2248篇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学术发展变迁历程,研究发现:不同领域的学术主题在重建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且突出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实用性格与学术性格;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化倾向,注重理论框架或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相互结合,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基于上述发现,进一步提出社会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与反思,认为应当在批判方法论与知识形态、概念与操作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三方面存在的误解的基础上,探索理论与经验的结合,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进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关 键 词:社会学/本土化/三十年/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理论自觉 

  一、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于十九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即研究中国现实、力求为中国谋出路[1]。百年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初创期),社会学经历了传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并取消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资格;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为第二阶段(重建期),社会学经历了重建、扩张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两个阶段中,无论面临怎样的发展情境,中国社会学者都保持了两个最根本的学术追求:一是致力于应用社会学知识服务中国社会现实,二是努力推动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前者也被视为社会学的实用性格[2],在第一阶段反映为救亡图存,在第二阶段则反映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等领域发挥社会学的作用与优势[3][4][5]。后者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是探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扎根、发展与创新的努力。在初创期和重建期,社会学者们都表达了近乎相同的本土化学术研究诉求,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等术语及相关论述[6][7][8][9][10]。既有的研究认为“中国化”是初创期老一代社会学先驱将社会学知识用于解释中国现象这一思路的延续;“有中国特色”与“中国化”含义基本一致,只是更多地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本土化”是在批判性梳理国外社会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设想的方法[11]。

  本文不再对上述术语进行概念上的比较,我们关注的是它们背后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发展的构想和实践:在实现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我们将上述构想和实践界定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它不仅仅包括社会学应用层面的研究,还更多地被赋予了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意义,是兼具现实意义与学理意义的学科发展目标与过程。社会学自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经历三十多年发展,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12],这时的社会学家普遍不满于移植西方社会学思想而缺乏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关注,进而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这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思想起源,也为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另一阶段”[1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伊始,本土化问题就由于港台学者的倡导而受到大陆社会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和创造社会学理论与方法[9][14]。在社会学重建前十年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与反思研究中,这一主题被列为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15]。

  (二)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学术研究本土化探讨

  1979年,中国社会学正式进入重建期[1],尽管有部分经历过初创期的学者继续从事重建工作,但是在注重“补课”与“学习”的这一时期尚没有大陆学者明确地提出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社会学本土化的探讨,是作为港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经验传入大陆社会学界的。

  1981年李沛良在《社会》杂志创刊号上发文,从学术与应用研究以及组织化建设等方面为大陆社会学提供经验[16],其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更为系统地总结了上述经验,认为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移植时期、七十年代的本土耕耘时期以及八十年代的繁衍时期,香港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正在从“依附研究”(全盘接受西方社会学知识)向“切合研究”(提出切合实际的概念与命题)转变[17]。1982年初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发文介绍港台学者金耀基与叶启政等在1980年末举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台湾会议上的论述,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学应当注重从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中提炼理论,社会学者应当在知识体系上自觉反省,摆脱长久以来对西方社会学的移植和依赖,实现学科与学术上的自力更生[18]。1985年刘宗秀进一步介绍了1983年初“现代化与中国文化”香港会议上部分学者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认为应当从研究内容与材料的中国化、理论与方法的参考与适应、注重历史与文化领域以及建立中国社会学等方面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程[19]。1986年初,华人社会学家林南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刊载在《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号上,其将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受到港台与大陆学者重视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年轻学者在实践中发现西方社会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经常“格格不入”;二是大陆社会学者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认为这一理论也“不能完全了解所有的实际社会问题,也无法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具体的解决途径”,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自己的道路;三是远东地区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温和趋向,让社会学者们有机会发表意见。林南进一步认为,采取归纳演绎的方式从中国社会文化特性和民族性中建立理论并用经验证据予以检验是本土化的主要方向[8]。杨中芳建议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抛弃传统的“从师习性”,反对全盘引进西方研究模式,强调减少依赖性。在她看来,大陆心理学应当利用本土材料、创造本土概念并研究完整的“中国人”,应当提出解释中国人行为的理论工具,建立自己的社会心理学,避免走台湾社会心理学曾经走过的“冤枉路”[14][20]。

  港台及华人学者的本土化经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引发了大陆学术界的讨论,学者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两种思路出发探讨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发展方向。第一种思路认为本土化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强调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只讲传统,而是重点研究人类社会共性下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与时代的特殊性[21][22][23]。部分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划分方式,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就是批判继承西方社会学进而“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24]。第二种思路认为社会学学科本身并不存在“某国化”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应当建设区域性的社会学中国流派[9][25]。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首先系统学习与反思国外社会学知识,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广泛开展理论与经验研究[26],与此同时,注意借鉴民国社会学以及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经验[27][28][29][30],最终发展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以及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10][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本土化问题探讨,构成了自三四十年代以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二次浪潮”[32]。随着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部分学者也开始反思既有的本土化研究。周晓虹认为,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时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技术手段,缺乏对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了解吸收和批判,是由港台社会心理学引发的外源性本土化探索,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11]。李培林认为部分研究者“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本土化不意味着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而是在坚持学科基本逻辑与规则的前提下探索中国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33]。李强认为,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自觉讨论并取得一定共识,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者的反思性,但认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与如何实现本土化是两回事,他提倡吴文藻先生的思路,即建立中距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以实现学术研究的本土化[34]。赵旭东提出了“超越本土化”的反思,认为既往关于从本土文化脉络中发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混淆了本土文化的复杂性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进而导致本土化问题成为一个“虚假问题”,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自我想象中实现,而应当在文化接触与交流中寻找出路[35]。

  上述学者的反思令我们注意到,重建期本土化探讨兴起的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学的发展尚不足十年,当时全国的社会学系与研究所总计只有十余个,只有“江苏小城镇研究”“五城市家庭研究”等少数几个课题,学者队伍建设不足且对社会学学科的了解不够充分,如周晓虹所言当时的社会学尚未在理论与技术上达到承担“社会学本土化”这一主题的成熟度,重建期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本土化讨论兴起与发展之时仍旧是以学习、补课和应用为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脱节的。《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将这种脱节总结为“片面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36]。尽管存在一定的问题,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仍旧为中国社会学日后的发展确定了大方向,在社会学内部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在向欧美社会学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开展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社会学界的“本土化”进程从讨论走向实践,努力从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推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进步。本文以《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年以来所有学术论文为分析对象,考察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学术发展变迁历程,最后通过总结与反思提出笔者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思考。

  二、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变迁:以《社会学研究》杂志为例 

  社会学学术研究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选择中国大陆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杂志自1986年创刊至2015年末共30年的所有学术论文,以此考察国内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不同选题方向与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迁。选择《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原因有两方面:社会学学术发展阶段与期刊定位。首先,根据既往关于社会学发展阶段的研究,重建早期(1979-1985)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建立社会学专业系所和地方社会学学会的方式恢复研究机构,二是通过举办培训班、聘请海外教授以及创办社会学专业班的方式建立学者队伍,三是开展一定的经验研究[37]。在研究方法方面,1979年到1985年属于“学习时期”,主要工作是通过开展方法班来学习美国的定量研究方法,至1986年以后才进入实践与提高时期[38]。综合上述观点,1986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学基本从“补课”阶段步入“实践”阶段,真正从以组建社会学学科为主进入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并重的时期。其次,《社会学研究》杂志是中国大陆最具权威性的社会学专业期刊。根据阎鹏对社会学学术成果的考察,早期有6种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有10余种内部不定期出版的期刊,其中《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社会学探索》和《社会学与现代化》偏重调查研究,《国外社会学》(内部)则偏重理论述评。1980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是社会科学类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只包括少部分社会学学术论文;1981年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现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前身)创办的《社会》杂志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学期刊,但是其早期“近乎于通俗性刊物”[1];1982年创刊的《青年研究》杂志则主要发表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社会学研究》杂志是在内部发行刊物《社会学通讯》和《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1986年1月创办发行的学术刊物,自创刊起每年发行6期,这是中国社会学最具规范性与权威性的专业学术刊物,所发表论文涵盖社会学的全部研究主题。综合考虑,相比于其他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杂志最适于分析重建后的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变迁过程。

  (一)研究选题之分布

  本文提取出《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的2248篇学术论文①题目——包括主标题与副标题——作为文本分析的材料。我们首先对文本进行分词,随后对分词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了如“问题”和“研究”等通用名词、“考察”和“分析”等动词以及无特殊指向意义的数词与介词,另外剔除了意义不明确的通用单字,最后选择出现频次超过20的125个词汇进行分析,其结果通过词云可视化的方式予以呈现(如图1)。

  图1清晰直观地呈现出过去30年间《社会学研究》学术论文题目的分布。其中,理论一词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也体现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性质;农村、城市、社区与组织等区域层面的词汇频次较高,说明重建后社会学依旧保留了社区与社会组织的研究传统;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因此当代、市场、结构与变迁等词也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文化、传统与心理等词汇在图1中位置突出,这反映出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家庭、性别与人口等体现出重建后社会学对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旨趣;制度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为制度、政策与保障等词汇;此外,职业、流动、阶层等,以及关系、网络与资本等词汇出现的频次也很高。考虑到机器编码和人工筛选依然可能存在的偏误,以及论文题目与论文研究主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我们不能仅依靠词云统计图来代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主题分布,还需要依据论文内容进行更为细致地划分。

  我们首先考察了既有的划分标准:周贵华对《全国报刊索引》1979-1987年发表的社会学文章进行了文献分析,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分为总论、理论与历史、方法、社会结构分层等10个类别[39];魏屹东和邢润川对《社会学研究》杂志1986年到1995年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将论文主题分为社会改革与发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史与社会学史、文化教育与社会心理等11个类别[40];李培林等主编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一书将社会学研究主题分为个人与社会、社会结构性差异、社会制度、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安全与社会建设5类共计27个主题(若包括社会学史则为28个主题)[41]。参照既有的分类以及本文对标题的词云统计,我们将论文主题分为11个大类:国外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家庭、性别与性,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网络,文化、宗教与社会心理,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转型与结构变迁,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书评。我们对2248篇学术论文逐一考察与分类,统计出每一主题在当年的论文数,其结果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由于每一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不同且存在较大波动,如前十年学术论文总数都在90篇左右,少数年份(1988年与1993年)甚至超过100篇,而后二十年则多在70篇左右,横向比较每一主题每年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纵向比较其年份之间的波动都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我们计算出每年每个主题的论文数占当年学术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如表1、2、3),此外,我们统计出前、中、后三个十年期的每一主题论文所占比例(如图2),以此为基础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更具标准化意义。

   

  图1 《社会学研究》学术论文题目词云可视化图(1986-201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具有“外源性”特征的本土化讨论,引发了大陆社会学对于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反思,这种趋势在国外社会学理论这一主题上表现明显,1989年以后这一主题的学术论文所占比例从前三年的波动上升趋势快速降低,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下降至5%左右,直到二十世纪末以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本土化的前提首先是系统地学习既有的国外社会学理论,因此除了个别年份外,这一主题的相关论文比例在1998年后波动上升并在后期保持了较高比例。方法论与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前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则保持了每三到五年有一次方法选题的集中讨论趋势,选题则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方法论和调查问卷设计等问题逐渐转向后期的模型介绍与应用、问卷效度检验、个案研究技术等具体研究方法问题,适应了社会学界重建以后经验研究发展的需要。重建之初社会学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中找到学科位置以及如何论证学科合法性,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的研究通过对传统社会思想的社会学解读以及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考察承担了这项重要工作,此外,重建初期可用的数据材料和调查资料都很有限,一些具有历史学功底的学者选择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考察为社会发展提供思考与建议,这些都是前十年这一主题论文所占比例(10.59%)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的论文除个别年份外均不超过5%,我们认为其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学学科逐渐受到认可、调查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人才培养中缺乏史学训练等。书评在2005年以前基本是零散地出现,只在2005年至2011年之间书评呈现出短暂地“井喷”现象,近几年则被关注某一理论或者经验研究领域的主题述评所替代。

   

   

  

 

  图2 《社会学研究》学术论文比例主题统计图(1986-2015)

  受到初创期社会学传统、美国实证传统以及政治力量要求的影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被认为具有“实用性格”,重视经验层面的学术研究[1][2]。实用性格在本文的统计分类中得到呈现,以经验取向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共有7个。

  家庭、性别与性问题是中国社会学最早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重建初期的三个主要项目就涉及家庭研究领域(即“五城市家庭研究”),自1986年至1990年论文比例处于波动上升状态,直至二十一世纪初都保持了较高比例,2004年后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2013年以来随着生育政策的变迁,家庭、性别与性主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论文比例也有回升。

  社区与社会组织是重建后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出现频率最为稳定的经验研究主题,除个别年份外都在10%上下,反映出社会学对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以及相关社会组织运行的持续关注。

  社会网络是一个具有社会学特色的研究主题,尽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社会资本、人情、关系网等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加,总体来看其论文所占比例相对较低(3.35%)。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探索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与心理变迁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成为重建后大陆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

  文化、宗教与社会心理主题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出现的频率除少数年份外都在10%以上,前十年论文所占比例(16.57%)在经验研究主题中最高,后二十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上看仍是经验研究中第二大研究主题。

  社会分层与流动作为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除少数年份外都在8%左右,在三个十年期的波动也相对稳定。经济转型与结构变迁主题的比例分布则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征,从1986年至1998年多数超过了10%,而1999年至2015年则全部处于6%及以下,以至于后十年这一主题的论文比例(2.92%)在经验研究中只高于社会网络,远低于其他研究主题。

  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相关研究的热度在三个十年期中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后十年论文几乎占到所有论文数的四分之一(23.79%),少数年份(2009、2012年)甚至超过了30%,对制度与政策设计、实践、效果以及反思的研究成为所有学术研究主题中比例最高的议题,这是大陆社会学重建后“实用性格”的鲜明体现。

  (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考察之前,我们首先明确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范围,即“社会学研究方法指的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论研究’的方法”[42],因此本文是在《社会学研究》杂志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经验研究论文基础上讨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迁。总体上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学术论文来看表现为资料选取和论证逻辑的规范化。

  近三十年来,定性研究在资料选取方面更加注重从一手文献、访谈资料以及实地考察材料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资料。以实地研究为例,风笑天和田凯曾对《社会学研究》杂志1986年到1996年的实地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认为只有20%的研究对案例的典型性进行了说明[43],这一比例在近十年有了明显提升。在论证逻辑方面,定性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在前二十年的定性研究论文中,多数论文缺少系统的文献回顾与明确的理论支撑,导致理论与材料之间存在脱节,而近十年的论文逐渐向“问题提出—理论框架选取—结合材料分析—结论与讨论”的规范化路径靠拢,注重通过一手材料检验理论概念或者以后者解释前者。

  

 

  图3 《社会学研究》定量研究论文方法面积图(1986-2015)

  定量研究资料主要来自问卷调查资料,随着二十一世纪以来部分大型全国性社会调查的开展(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这部分数据相对之前的数据有了更好的代表性与科学性。在论证逻辑上,“洋八股”的规范性逻辑——即“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44]——逐渐成为定量研究的主流,从早期注重对现象的描述转向后期注重对变量因果关系的考察。我们将定量研究论文的论证逻辑划分为两类,即描述性分析和因果分析,则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

  图3上半部分(浅灰色区域)为描述性分析论文占定量论文总数的比例,下半部分(深灰色区域)为因果分析论文的比例,二者面积之和为定量研究论文占总论文的比例。在前两个十年期,定量研究的论文比例相似(均为26%),近十年的比例则略有上升(31.13%)。从总体上看定量研究所占比例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未超过40%,考虑到《社会学研究》杂志在社会学界的权威性与代表性,我们认为部分关于社会学定量研究“过度发展”“比例过高”以及“容易发表”等评价是缺乏依据的主观判断。从论证逻辑来看,定量研究论文对于因果分析方法的应用不断增加,而对于描述性分析方法的使用则不断减少,以2004年和2005年为界,之前的研究倾向以描述性分析方法(如列联表分析)来考察某一现象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之后的研究则倾向于以因果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模型、倾向值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考察变量间的作用机制。近十年来,因果分析的论文数占定量研究论文数的比例超过80%,逐渐形成了以假设检验为核心、以回归模型为方法的规范化论证逻辑,推动了理论假设与经验数据之间的相互结合。

  (三)小结: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像中国社会学这样命运多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20世纪30、40年代,曾被认为仅次于北美、西欧。但是在1978年,中国没有一名社会学专业人员”[45]。费孝通曾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十周年纪念会”讲话中谈道:“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呼之不一定就来,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这个学科在人们脑筋里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可是要长出一门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46]。自1979年3月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将这三十年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总结为如下三点。

  首先,重建之初社会学学者对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地位的一系列学术讨论论证了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47][48][49][50],为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也为社会学的发展争取了稳定的学术环境。

  其次,不同领域的学术主题在重建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国外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与研究方法这两个主题的发展集中反映了社会学的“学术性格”;对国外理论与方法的专题研究从早期注重引进与介绍到后期注重解释与应用,以及注重挖掘中国社会与社会学特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研究,都体现出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经验研究主题众多且占论文总数的比例更多(论文比例排名前五的主题中有四个经验研究主题),都反映出重建后社会学的“实用性格”。不同主题的研究注重使用或者创造一些具有本土色彩的分析性概念如“小城镇”“农民工”和“单位制”等,并通过经验材料予以解释或验证,注重挖掘与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验。

  最后,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化倾向,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在资料选取和论证逻辑上更为严谨,注重理论框架或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相互结合,这种规范化倾向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也从总体上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科学化进程。

  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学术实践的问题与反思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伊始,大陆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就受到各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发了诸多讨论[8][9][20][27],综合对本土化的诸多设想和定义来看,其终极目标是“理论和方法的形成”[10],考虑到具体研究方法的普遍性特征,我们认为,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其实是实现理论创新。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遗憾的是,这种进步存在严重的失衡,即经验研究发展迅速与理论研究发展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早期的综述性研究将重建后社会学的主要性格归纳为“实用性格”,我们通过对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学研究》杂志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主题的统计证实了这种实用性格的延续性,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我们发现实用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理论创新的不足,表现在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重在阐释而缺乏对话与创新,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的研究严重缺乏,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研究重视具体方法而忽略方法论问题。在社会学重建十年之际,雷洪对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总结就已经发现社会学缺乏理论研究的宏观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这一问题[51];重建二十年之际,《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于学术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也发现了社会学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且具有深度的理论研究不足[36];再结合本文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社会学学科长期以来重经验、轻理论或许已逐渐成为一个不那么值得全面肯定的“传统”,不仅如此,在学界已经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足以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的情况下,对理论研究的关注仍旧处于呼吁阶段,关于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尚缺乏细致的讨论。

  中国社会学应当如何推动理论创新,进而实现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当我们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时,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即为理论创新的时代性,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先驱们可以通过概括或者思辨来创制概念和命题,二十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家可以通过综合与批判来建立或重建理论体系,然而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二十世纪末以后社会学已经无法重复前人的理论推导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以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理论创新就成为一个可行的路径。在我们看来,推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需要从三个维度——方法论与知识形态、概念与操作化、特殊性与普遍性——探索对话的可能性,当前的学术情境中,我们首先需要批判关于上述三个关系的误解。

  首先,在方法论与知识形态维度,社会学界长期存在将实证研究等同于经验研究的误读。对于这一问题,蔡禾和赵巍曾在1994年《社会学研究》杂志上专门发文予以纠正[52],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误读并未减少,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将定量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的说法,以至于部分学者需要强调实证研究本就具有的“理论导向”,为实证研究的发展进行指导和辩护[53]。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予以明晰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是不同维度的研究:实证研究反映出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取向,与其相并列的是反实证主义取向[54][55];经验研究是指知识形态的经验层面,与其相并列的是理论层面;定量研究反映出经验研究的定量方法,与其相并列的是定性方法[42]。因此,定量研究不等同于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也不等同于经验研究,定量研究更不等同于实证研究。无论是注重假设检验的实证主义研究还是注重解释与理解的反实证主义研究,都强调理论与经验的相互结合。当前部分学者仍旧将实证研究等同于经验研究或者将量化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或者出于对实证研究存在“与理论研究相对立”“不可能实现理论创新”等误解而非个人兴趣反对其发展,均不利于社会学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结合。

  其次,通过前文对于社会学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的考察,我们认为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的论文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经验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的趋势,即从理论概念或命题出发结合材料予以解释或检验。然而上述趋势只存在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内部,它们之间缺乏对话与沟通,往往是定性研究热衷于不断提炼“新概念”(求新),而定量研究热衷于将既有的理论概念操作化为变量予以检验(用旧)。针对这一问题,仇立平曾经提出过“操作定义”的解决办法,即先用定性研究方法建立一个能说明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理论概念与框架,然后用定量的方法确定各种影响因素的变量,经过数学模型予以验证,再运用定性方法发现和归纳出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假设、检验、归纳的方法[56]。遗憾的是,这种解决办法未能考虑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理论概念如何操作化为变量指标?现实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定性研究提出的概念——尤其是一些具有操作化可能性的概念——由于概念提出者缺乏检验的意识而无法证明其信度与效度;定量研究者出于学术严谨性倾向于选择已经被证实过具有操作化信度与效度的概念予以检验,而不去选择定性研究提出的概念。后果则是,定性研究的部分概念即使可能具有理论普遍性,也由于缺乏操作化检验而不受重视,成为一系列缺乏联系的孤立性概念;定量研究倾向于在既有的理论概念中寻求操作化检验,产生大量的重复性研究结果。因此,如何减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概念与操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成为推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最后,早期关于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讨论强调必须从中国传统与中国经验(或曰“族性”)中发掘理论创新的可能性[8][9][20],上述论调强调文化传统与生活经验的特殊性,鼓励学术研究走向生活、走向经验与走向个别。由于当时的社会学还未做好本土化的理论与技术准备[11],上述强调特殊性的本土化思想与学术实践不仅未能起到实际效果,还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李培林所言,“具有继承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学术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进而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33]。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发掘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与命题,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方法论,经验无论具有何种“深刻性”,都不能依照经验的特殊性建构理论。此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误读还存在于个案分析与抽样调查的结论可信度方面,这种源自社会学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本是推动社会学学术多元化的动力,现实中却往往演化为“我有一个朋友和你的调查结果不同”或“你的案例在别处不适用”的意气之争。因此,正确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尽管存在上述误解,我们仍要肯定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学在学术研究上的进步,这些进步突出地体现在从理论到经验的“自证”逻辑上,即用一套逻辑紧密的理论推导对经验材料进行假设检验或者理解解释,在理论、研究方法和经验材料的规范性应用上完成了学术研究本土化所需要的准备。如上文所言,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直接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具有较高难度,我们认为本土化的下一步应当是通过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理论创新,这种方式就不仅是从理论到经验,更多的是要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前者是自证的逻辑,后者则更多地要依靠“他证”逻辑来实现。所谓“他证”逻辑,是指通过一类或者多类同一维度的比较方法推导与提炼概念、命题或者理论,其核心是对话。我们在上文中批判了可能阻碍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三种误解,就是在为对话寻求可能的路径。对于方法论与知识形态的误解的批判,旨在说明对话要在同一维度进行,即经验材料只能与经验材料而不能直接与理论概念或者理论命题对话,只有经过理论推导和经验材料分析得出的理论概念才能与理论概念对话,同理,概念、命题、方法论等都应当和同一维度的研究对话,否则只能是各执一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对于概念与操作化的误解的批判,其实并不仅仅是从学理上反思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话的阻碍,我们认为,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不是方法本身,而在于学者群体,只有在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主动交流对话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推动概念与操作化误解的消除。定性研究者可通过与定量研究者合作或者在其团队中招募定量研究人员的方式,将定性研究提出的具有操作化可能性的概念操作化为变量进行分析与检验,如果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则可能会增加这一概念被定量研究接受的可能性;定量研究者也可通过相同的方式,在既有的变量体系之外寻找新的变量,并且将已经检验的概念或命题通过定性研究对其进行改良与修订,进而推动研究成果的切合性并增加其被定性研究接纳的可能性。

  对特殊性与普遍性误解的批判,旨在寻找“他证”逻辑的不同方向,这是在经历从理论到经验的检验或解释之后,再通过多视角的对话寻求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是从经验分析结论回归理论的途径。我们认为,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具体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生物性基础上的社会性。尽管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发现和总结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是在个人基础上产生的。人类作为活的有机体的基本属性是生物性,因此致力于解释人类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应当与生物学已经建立的普遍性原则和规则保持一致[57]。无论社会学者如何强调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都不能忽略人的生物属性。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应当是在人的生物性与人的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中不断被检验。其次是历史传统上的当代变迁。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基础上的,社会学者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应当与对历史传统的研究相结合。这就要求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重视社会史、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上述研究中的中国部分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源泉[27][58][59],从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角度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分析社会现象变与不变的规律,从而总结与提炼出社会学理论概念、命题与框架。再次是学科合作中的社会学特色。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时空压缩性推动了学科之间的合作以更好地解释与理解社会现象。社会学是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可以与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合作。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如社会学与生物学、社会学与物理学等。当然,学科合作不意味着合作的随意性,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49],而是应当保持社会学的理论追求。我们认为,多学科之间的对话有可能推动社会学理论在更广的维度上接受检验与挑战,从而推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进程。最后是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经验。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拒斥全球化或国际化,二者也不是如部分学者认为的“互逆”关系,中国社会尚且不能摆脱全球性的现代化扩张,中国社会学如何能独立于全球化之外呢?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者不能单纯以传统的概念范畴考察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60],而应当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将中国经验与国际经验进行比较与对话,提炼新的概念与命题,使得解释中国经验的本土化理论随着中国影响力和中国现象的全球化扩张而被世界承认,进而能够在国际主流社会学中发出中国声音。

  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形成中国社会学理论,这种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应当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挖掘具有理论潜力的学术概念;第二阶段是由上述概念建构逻辑紧密的命题;第三阶段是通过上述命题搭建理论体系。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在三十余年中已经基本完成了学习和补课的要求,在理论介绍和研究方法上也做到了与世界主流社会学相同步,并且通过对学术研究规范性的实践形成了从理论到经验的严谨的自证逻辑,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已经迈入本土化学术研究的成熟阶段。诚然,社会学在过去三十年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分析性概念,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社会学却未能提出具有理论潜力的学术概念,我们也未能找到可以围绕之建立理论命题的学术概念,基于此,我们仍旧认为当前社会学学术研究尚处于本土化的初始阶段。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在机构建设②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国家推动和社会学学者自身努力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学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最快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与重建初期具有外源性特征的本土化探讨相比,当前的社会学已经逐渐具备了学术研究本土化的理论与技术实践能力。社会学学术研究本土化的下一步,应当是立足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65],发扬百年社会学传承下来的“实用性格”与“学术性格”,从偏重中国问题研究到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并重,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国际、理论与经验等多维度的学术对话中探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行动与思想的真逻辑,实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创新,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进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①自1986年1月至2015年12月,《社会学研究》共发行180期,总发文量为2885篇。其中学术信息、会议纪要、会议讲话、机构简介、目录与编辑部声明等共计637篇,根据本文的统计,前十年(1986-1995)、中间十年(1996-2005)和后十年(2006-2015)学术信息等占总发文数的比例分别为29.86%、18.46%和13.86%。尤其是近五年(2011-2015)的学术信息等内容所占比例仅为3.63%。这种递减趋势说明,随着近年来专业的社会学网站(如中国社会学网)、相关社会学微信公众平台(如“社会学研究杂志”)等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社会学研究》杂志逐渐成为更加专业化的纯学术刊物,这也反映出社会学学科的成熟化和内部分工的专业化趋向。 

    尽管上述文章在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远不如现在发达的重建初期起到了重要的扩散社会学信息与拓展学科影响力的作用,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依旧对其进行了剔除处理,余下的2248篇学术论文即成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②通过作者可查询的官方资料,社会学重建后已经在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截至2012年,中国大陆已经有190个社会学(社会工作)系所或其他教学机构[61],四个教学机构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其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62]。截至2016年,大陆有33个院校招收社会学方向博士,112个院校招收社会学方向硕士[63],相比于1986年的9个系所,社会学教学机构的扩张令人瞩目。研究机构方面,除中国社会学会这一权威组织外,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也成立了社会学学会组织。截至2012年,中国社会学会下已经有理论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20个专业委员会[64],分支学科逐渐增加意味着社会学的树形结构已经逐渐展开。 

    参考文献: 

    [1]阎鹏.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6). 

    [2]丘海雄,严祥军.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兼谈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1,(6). 

    [3]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J].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4). 

    [4]陆学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J].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4). 

    [5]邹农俭.社会建设:社会学的学术承担[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7,(2). 

    [6]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A]//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2. 

    [7]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6,(1). 

    [9]袁阳.试论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1). 

    [10]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7,(2). 

    [11]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6). 

    [12]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1. 

    [13]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1). 

    [14]杨中芳.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中国社会心理学”[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1,(1). 

    [15]张宛丽.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和反思[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4). 

    [16]李沛良.社会学在香港的发展[J].上海:社会,1981,(1). 

    [17]李沛良.香港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研究[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4). 

    [18]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J].上海:社会,1982,(1). 

    [19]刘宗秀.台港学者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动向[J].上海:社会,1985,(3). 

    [20]杨中芳.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4). 

    [21]彭定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断想[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6,(6). 

    [22]高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初探[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6). 

    [23]袁方.袁方强调社会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2). 

    [24]庞树奇.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2). 

    [25]徐经泽,吴忠民.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4). 

    [26]杨雅彬.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1). 

    [27]张琢.社会学在中国的复兴——《现代中国社会学·序》[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5). 

    [28]胡鸿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J].昆明:云南社会科学,1992,(4). 

    [29]廖菲.社会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运行[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2). 

    [30]郭彩琴.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启示[J].苏州: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31]杨心恒.社会学中国化之我见——纪念社会学重建十年[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1989,(3). 

    [32]杨龙,风笑天.近二十年来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J].上海:社会,2001,(2). 

    [33]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1). 

    [34]李强.谈谈社会学的“中国化”[N].北京:光明日报,2000-07-25,(B03). 

    [35]赵旭东.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6). 

    [36]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进展状况及热点难点问题[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2). 

    [37]方明,王颉.回顾与展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1). 

    [38]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1). 

    [39]周贵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向分析[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2). 

    [40]魏屹东,邢润川.《社会学研究》(1986-1995)文献计量研究[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2). 

    [41]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2]风笑天.社会调查方法还是社会研究方法[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7,(2). 

    [43]风笑天,田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2). 

    [44]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2). 

    [45]邓方.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3). 

    [46]费孝通.费孝通教授的讲话[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4). 

    [47]陈烽.社会学——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的科学——再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地位[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6,(1). 

    [48]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6,(1). 

    [49]邓伟志.对社会学的社会学探索[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6,(3). 

    [50]杨心恒,刘豪兴.对我们以往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反思[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3,(6). 

    [51]雷洪.对我国社会学重建十年来学科研究的概观和思考[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2). 

    [52]蔡禾,赵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辨析[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3). 

    [53]边燕杰.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2). 

    [54]李小方.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1). 

    [55]艾德里安·C.海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论争[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5). 

    [56]仇立平.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J].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4). 

    [57]Kanazawa,S.Social Sciences Are Branches of Biology[J].Socio-Economic Review,vol.2(3),2004. 

    [58]应星,吴飞,赵晓力,等.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4). 

    [59]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4. 

    [60]成伯清.全球化与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4,(5). 

    [61]中国社会学网.全国社会学教学机构目录[EB/OL].中国社会学网,(2012-03-19)[2016-06-25].http://sociology.cssn.cn/rcpy/gdshxx/gdshxxjs/201203/t20120319_1986412.shtml. 

    [62]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国家重点学科名单[EB/OL].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0-06-29)[2016-06-25].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zlpj/zdxkps/zdxk. 

    [63]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16年硕士/博士专业目录查询[EB/OL].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16-06-25].http://yz.chsi.com.cn. 

    [64]中国社会学会.分支机构及负责人[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04-05)[2016-06-25].http://csa.cass.cn/gyxh/zzjg/zywyh/201204/t20120405_1966817.shtml. 

 

作者简介

姓名:王处辉 孙晓冬 杨辰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天娇)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