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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与当代意义
2018年04月13日 10:48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张广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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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犹如一条长河,需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才会使大河滔滔汩汩,不致干枯,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持续的生命力,史学文化亦然,且更具重要性。正如杜维运先生所指出的,“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①杜氏之言甚是。当下,开展中外史学文化的交流,籍以展示中国史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职责之所在,更是坚持文化自信之要义所在。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亦即它的历史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才能对它的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 

  中外史学的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这里只能对它的发展史略说一二,以为下文作铺垫。 

  先说近代以前的情况。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当一种强势文化问世,为彰显它的生命力和特点,会不断地向外尤其是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在他处发生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史学文化也是这样。从表象和短时段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他处产生威势与力量,亦即影响,才会有史学的交流,比如古代中国史学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文化东传对中国的影响,都可作如是观。然而这种交流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发展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进入了它的“青年时代”,②在这七百年左右的“青年时代”里,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究其原因,除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动因外,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中外史学交流相关。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必须陈述。一是佛教的东传及“中国化”,无论对于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还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典在东土的翻译与流传,佛教史书的撰著与兴旺,总之,“佛教史学”的繁荣与绵延,对古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作用,值得我们继续作出深入的研究。 

  另一个是古代中国史学对周边东亚地区的重大影响。比如,就历史编纂体例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都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史书中有所体现,例如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高句丽金富轼等撰写的《三国史记》、越南吴士连登等撰写的《大越史记全书》等最具代表性的史著,无一不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 

  世界历史从15、16世纪开始,发生了大的变革,自此各民族各地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了一起。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三百年时间,是时,中外文化交流再度繁荣,这主要指的是欧美传教士入华以及由此而促动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在这种双向互动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主角,这是中外史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教士时代”。不论是“西学东渐”,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活动,为现代中外史学交流揭开了序幕,还是“东学西渐”,由此带来的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 

  再说近代以来的情况。 

  何谓“近代”,对于这个界限,中外历史难以划一,这自然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就中国历史而言,学界通常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作为古老中国告别中世纪而步入近代社会的起点;对于世界历史而言,“近代”的起点众说纷纭,然而以1500年前后作为近代的界标,已获得了我国学界的普遍认可。以上之说,对于构筑政治史框架,较为合适,至于是否适合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分期,那还是需要再加斟酌。比如,学界就西方史学何时传入中国,就不按上规,而是另有说法,归纳起来包括:一是19世纪末说③,一是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说④。我个人以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实质性转变,一要等到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二要由本土历史学家来担当主角,那大概要等到梁启超时的史学交流活动,至此时已是19世纪末了。自此至今,百余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内容丰瞻,色彩斑斓,曲折坎坷,兹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说个大概。 

  1.发轫期:19世纪末至1919年。在西方史学东传史的发轫年代里,统领这一史学潮流的领军人物当数梁启超无疑。本阶段,发生了西方文明史学之东传,域外历史教科书的译介,以及西方史学流派(德国兰克学派)的入华。总的看来,本阶段基本上是通过引进近代日本史学而间接引进西方史学的,不免粗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充分反映了发轫阶段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时的历史特征。 

  2.初兴期:1919年至1949年。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中,尤其是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第一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这是本阶段的突出成就,这一“史学景观”似可与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和新世纪新一轮引进西方史学热潮相呼应。本阶段输入的西方史学,是由欧美直接输入,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引进;中国学人以留学欧美作为时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输入了新的理论与方法,首先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欧美相关史学名著也相继被译成中文,更是盛极一时;近代传播媒介的问世,为中西史学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比如出版机构的作用,倘以百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绩为例,足可证明;还有它的地域特色,比如此时有“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之别。在这一时期,为输入西方史学做出贡献的是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何炳松、胡适和傅斯年三人。此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不仅为唯物史观,而且为引进西方史学也做出了贡献。 

  3.转折期:1949年至1976年。此时的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转折,从前一阶段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从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定意义上是打上了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前十七年中,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入勃发时期,苏联史学更是以迅猛之势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其时苏联史学输入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消极影响与积极意义兼而有之,不能一笔抹杀。那期间,中西史学交流受阻,与西方史学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与隔绝状态,仅有一点的间接引进,也是通过苏联的渠道,引进的西方史学当然是扭曲或变形的,而此时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更是以简单的政治否定来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然而,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学人为引进西方史学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学界中盛传的“南耿北齐”(即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北京大学的齐思和)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这时期的后十多年,即1966年至1976年,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几乎走向绝境,遑论中外史学交流了。 

  4.兴盛期:从1977年至今。此时,出现了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第二轮高潮,以及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引进西方史学的热潮等,对此,学界人士多有所知,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两者直接碰撞的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中国留学生;而严格意义的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只是到了20世纪才有大规模的开展,中外史学交流才有了名实相符的意义,才使国外史学对中国史学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随之中国史学也传播国外,影响异域。这些特点是近代以前所难以企及的。 

 

  二、中外史学交流的当代意义 

  有道是,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是谓“与时俱进”也。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也就成了各个时代历史学家的职责。倘如是,那么这几年正在兴起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毋庸置疑,也应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们之要务。就我个人来看,原因如下。 

  中外史学交流与文化自信 

  本文一开篇就谈到这一点,这里就题旨,只简单提二点。 

  1.关于话语权。综观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大体都在沿袭西方的术语概念,这种“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入。当前,在史学领域,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乃中国史家的重中之重,是每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以我个人而言,如在主编与写作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过程中,曾努力寻求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恪守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西方史学通史》出版后,学界认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已开始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的认识,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自然是对我们所做出的点滴成绩的一种莫大的鼓励。“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种鼓励更激发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而继续探索。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每一位中国史学家的共同奋斗。 

    2.中国史学如何“走出去”?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坦率地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史学不甚了解,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又如20世纪西方学者巴特菲尔德之流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缺乏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如此等等。他们的皮相之见实在是缘于对中国史学的不了解。⑤反之亦然。因此中国史学要“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史学,我们也要深入了解国际史学,因为了解是交流的基础、了解是对话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学界前进的步伐,比如最近《文史哲》英文版创刊时,提出了“让世界用最顺的方式读我们”,这不仅是对英译质量的严格要求,而且是办刊者的志在宏远亦即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及时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与我们当下常说的入情入理地讲好中国故事,是异曲同工的。我们讲好了“中国故事”(中国学术),外国人又能读懂我们,交流自然就会顺畅。舍此奢谈史学交流,恐怕只能流于空言。 

  中外史学交流与史学发展 

  中国史学之进展,既需要以科学的和求真的精神,革新传统史学,也需要借鉴域外一切优秀史学成果,换言之,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巧借外力,由上文所述的中外史学交流之脉络可以看出,即便在近代以前,当中国史学处于强势向外辐射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输入国对输出国的影响。近代以降,外来史学的强势东传,中国成了输入国,其对中国史学的革新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委实不能低估。以20世纪而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史学终于告别中世纪,开始步入现代化史学的新路,这既是中国史学内在的革故鼎新,也是外力促动的结果。检点中国现代史学史,倘舍弃了与域外(主要为西方)史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那是难以想象的。进言之,我们不仅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遗产,而且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远大的抱负,设法使外来的史学成为改进和丰富中国史学的一种资源,这种文化景象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中外史学交流与学科建设 

  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史,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对各自历史学发展进程的研究,而鲜有对不同地区、民族之间史学相互交流的探析,比如对司马迁或希罗多德的史学,倘只停留在两者自身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则就不够了,应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要追寻他们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在输入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反响等,这就为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进言之,中西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内涵就更为丰富了。以中国史学史学科为例,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将“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明确地提出来,此后按梁启超的模式写作的中国史学史,可谓不乏其人,相关著作纷出,诸书多有革新而且各具特色,在此不容评说,但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于是,后继者又继续努力,跳出梁启超的编纂模式,为扩充史学史的内涵,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待铸造”,⑥籍以丰富史学史的内涵,倘如是,它可望成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于前进中的中国史学史是这样,于前进中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是这样。 

  总之,我们对中外史学交流的探究,就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且有一种更宽广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同我们的文化自信建设息息相关。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全力投身到史学文化的实践中去,让《史记》的光华辉映在异国,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声音传诵他乡,为此尽管岁月流逝,然生生不息,我们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 

  注释: 

  ①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7页。 

  ②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③参见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6年第3期。 

  ④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⑤《史学理论研究》从1992年开始,连续发表了朱本源先生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等系列长篇大论,有力地批驳了这里提及的西儒的谬说,值得仔细一读。 

  ⑥参见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姓名:张广智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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