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数据中心 >> 工作动态 >> 最新动态
从“美学热”到美学的复兴
2018年08月06日 09:36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美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新时期伊始到80年代中后期为美学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美学由于领风气之先,与时代需求以及艺术实践联系紧密,因而大放异彩;80年末到90年代是美学发展的相对低谷沉寂期,这一阶段的美学由于倡导学科自足,囿于象牙塔之内,因而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疏离;90年代末到当下是美学复兴期,在这一阶段,文化研究为美学提供了新思路,美学领域与国际对话也出现新态势,借助一些新话题,如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的终结等,美学重建了与社会生活、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美学要进一步发展,需走出艺术的终结,在反思自身既有体系中找到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美学热”; 美学的复兴; 思想解放; 日常生活审美化; 艺术的终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2&ZD111

  作者简介:张冰,女,满族,辽宁桓仁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艺术哲学研究。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经济繁荣及人民富裕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迅速更新上。美学在这一时段内,也呈现了崭新的面貌。然而,四十年毕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浮浮沉沉。对它的描述,需要与时代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等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考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时期的美学,无论是热潮的掀起,还是此后经历的低潮以及复兴,都与上述因素直接相关。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美学大繁荣、大发展时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美学发展相对的低谷和沉寂期;从90年代末新世纪之交到现在,在新的语境下,美学出现了复兴新局面。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引领时代风潮的“美学热” 

  回顾整个新时期,甚至整个20世纪,美学从来没有像在80年代那样受到万众瞩目:一本美学著作的出版,动辄数万册至数十万册;一位美学家,如同今日活跃在各种媒体上的偶像明星,有着大量的崇拜者;从学术象牙塔的高校校园、研究机构到体现火热生活的乡间田野和工厂车间,大家都会讨论严肃艰涩的美学问题……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那是美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就一个学科而言,也是社会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超出其学科负荷的时代。

  新时期上承“文革”十年,后者曾经给这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带来深重的伤害,因此它的结束,也遗留下来很多的历史任务。与我们议题相关的部分主要有:“文革”带给人民的心灵创伤,需要通过适当方式得到抚慰,这是新时期伊始的情感任务;“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在经历了短暂的徘徊期后,选择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的治国理政思路,因此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做出回应和准备,这是新时期伊始的意识形态任务。谈到这一时段,我们习惯提到两个语汇,即“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它们是当时社会思想精髓的提炼,同时也是亟需解决的历史任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够被时代挑选出来,成为思想领域的排头兵,都与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直接相连。美学在那一时段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时代弄潮儿,自然是与它有效配合和完成这些历史任务息息相关。因此,对80年代“美学热”兴起的描述和考察,需要从其学科性质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说起。

  首先,从最直观的意义来说,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而“美”是我们对一个社会和时代最美好的想象,也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向往。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对“美”的热爱是一种心灵慰藉,是他们对人生境界的新渴望。李泽厚曾指出:“目前美学研究又是一个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太多了……有些青年告诉我,他们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来研究美学的。”[1] 2虽然从学科维度而言,美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它对美的讨论往往是一种形而上思考,甚至距离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美,如服装、发型、人具体的善良行为等有些遥远,但这个学科的名称本身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对生活幸福、人格高尚等的联想,这种误读虽然与这门学科实际指向有偏差,但却成为新时期伊始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抒情对象。

  其次,从词源义来看,美学是感性学,它的研究领域是感性。这种学科指向与新时期希望冲破禁区、彰显感性的集体社会心理恰好契合。众所周知,美学学科的中文译名受到日本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期,中江兆民翻译法国学者的美学著作时,采用了汉字“美学”来对译这门学科。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从日本接受了这种译法,并把它引进国内,于是这门新学科就成了“美学”。虽然这一译法与该学科诞生时的语义指向之间有偏差,然而正是这种偏差形成了美学在中国独有的张力和魅力。美学诞生于德国,学界一般把鲍姆嘉通《美学》第一卷的出版时间即1750年视为美学的诞生时间,但比厄斯利对此给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鲍姆嘉通“在《对诗的哲学沉思》(1735)一书中造出了‘美学’这个词,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研究命名”[2] 257。无论是诞生于哪一个具体时间,这门学科由鲍姆嘉通倡导,在18、19世纪获得了知识界广泛认同,经康德、席勒、黑格尔等美学家的发展,最终成为有着相对完整体系的新学科。就内在知识逻辑来看,美学学科的建立,是西方思想语境内部的反叛——鲍姆嘉通呼吁重视和研究感性,为感性寻找到立论依据和学科定位,这是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运思范式中突围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所确立的重视感性的新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却被中国知识界用来反驳“左”倾思潮,为走出“左”倾政治设立的情感禁区提供理论支持。借助作为研究感性的美学,国人就可以持之有据地探讨感性与情感。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的国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情感的释放。

  再次,美学对感性的研究,属于思辨性研究,它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这种特质非常符合80年代知识界对精神创伤的情绪反应过程。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国人需要寻找突破口来宣泄情感,但痛定总要思痛,因此在情感纾解的时代,除了言说伤痛外,实际上也需要内省与反思,需要为情感上的旧伤口和新期待提供学理论证。美学从哲学中脱胎,是从理性维度对感性的研究,因此与生俱来地带有思辨性。中国知识界通过美学来表达情感,这有助于他们的讨论不至于沦为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上升到理性哲思,并进而为从学理上反思历史和国民性奠定基础。

  又再次,美学是一门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学科,这种包容性可以规避掉学科自身的孤立性,极易进入其他领域,或与其他领域相通。这种特质恰好满足了新时期思想解放整体性的需要。鲍姆嘉通在为美学下定义的时候说:“美学(美的艺术的理论,低级知识的理论,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类比推理的艺术)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3] 142从这个定义就能够看出,这门学科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感性认识,也包括艺术、情感、美等,因此只要涉及到这些内容,美学都可以提供一定理论支持。广泛的研究范围使美学的研究对象自学科诞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80年代,中国学界也曾经争论过。但吊诡的是,这种研究对象的含混同时也为这门学科带来了生机,使其具有巨大的包蕴性和弹性空间,既可以作抽象的形上思辨,也能够与具体艺术门类相结合,走向实践,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给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多维视角,甚至还可以走进生活,为生活中与美有关的现象提供思考的路径。与之相应,新时期进行的思想解放,是一个复合运动,它并非只是发生在某一具体领域的现象,而是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角落,因此它需要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思想观念或学科,能够相对宽泛地解释或探讨诸种社会问题。美学的这种包蕴性,恰好能够适应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总体性特征,使之在宽泛的意义上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最后,美学具有超越性,这一特质是它在当时知识界倍受青睐的重要因素。美学的超越性,是审美自律性的集中表现。审美自律性的对立面是现实功利性,因而这种超越性可以解释成对现实的超越和非功利等。美学的这一特质恰好能够为80年代的中国社会走出“左”倾思潮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这一思想诉求和学科立场,中国学者可以实现美学、文学、艺术等相对于“左”倾政治的独立。于是在80年代,审美超越性在中国实现了意味深长的逆转。它强调的内容之一是对现实的超越,强调与现实无涉的自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正是诊救时弊,因而与当时社会密切相关。审美超越性暗含远离政治,然而当时的中国学者却试图通过这一现代美学特质,完成摆脱“左”倾意识形态过度干预的任务,为文学和艺术争得自由空间张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话题。

  美学能够被时代挑选出来,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垂青,担当思想解放的重要角色,还与20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奠定的良好基础有关。“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语境把文艺变成图解政治概念的工具,设置了很多禁区,同时也炮制了很多违背艺术发展规律的观念。随着“文革”结束,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新时期的美学建设,某种程度上是绕过了“文革”十年,上承“十七年”美学建设的历史成果。“十七年”时期的美学发展,与当时政治形势同步,属于新中国成立时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初,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亟需解决的任务是统一思想上的认识,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变,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合和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美学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认识论立场,对美在主观还是客观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辩,形成了著名的四大派,即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客观社会派。这四种观点,在80年代之后,经历了不同命运,但就学理性而言,它们基本上囊括了在主客观论辩框架下可能存在的主要选择项,奠定了新时期之后美学发展的基础。并且,相对于学术界其他争论,当时的美学讨论,虽也常常出现互相扣帽子、政治立场攻讦等现象,但总体而言,还属于比较单纯的学术争论,参与者并没有因观点分歧受到太多政治上的波及或批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期之后美学热潮的出现保存了学术实力。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大讨论的后期,即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和艺术的特殊性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形象思维的讨论悄然出场。虽然由于60年代中期之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对形象思维的理论探讨戛然而止,但这一概念中所暗示出的艺术、文学的独立性,正是新时期文艺界和美学界思想解放亟需的资源和立场。也正因为这样,新时期美学的破冰之旅,是从形象思维的重新出场拉开帷幕的。而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争论的相对于时代政治语境的超越和活跃,也给学者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进入新时期的学者从美学视角对社会和现实问题发言。

  新时期的美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口,充当了思想先锋:形象思维大讨论,促成了对文学与艺术独立性的体认;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美的本质的理解;美学翻译运动,拓展了国人学术视野,有效补充了新时期美学建设的资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争论,促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新形态——实践美学的诞生,等等。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就学科自身发展而言,它唤起了国人对美学的兴趣,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走近美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学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形象思维年”、“《手稿》热”、“方法论年”等,为美学拓展自身视野、建设自身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美学关心的话题,实际上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是知识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在与时代关切保持同步的语境下,美学获得了无限荣光。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荣耀中,暗藏了美学走入萧条的因子。当美学与时代关切同步,它自然会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反之,当它回归学科自身,与时代不能同步时,就应该是它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二、80年代末到90年代:美学在低谷中求索 

  当回首审视改革开放美学四十年发展时,学界普遍认为,在80年代末,美学逐渐淡出了社会知识关注的中心,回归这个学科应有的位置。相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热闹与荣光,80年代末开始的回归总是显得有些冷清和寥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之视为低谷期。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学科自身原因,但主要还是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反思和批判“左”倾思潮及“左”倾政治带给国人的伤害,拨乱反正,慰藉人们的心灵,努力在思想和心理上恢复正常的秩序;另一方面,它呼唤新思维和新的社会规则,为改革开放,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建设思路鸣锣开道。美学承担的,主要是前一方面。然而,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却是后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浪潮的到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观念成了主宰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一切向钱看。举国上下都忙于如何赚钱,从城市到乡村,从政界到文人圈,“下海”经商,在商海中搏击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体制运转的主轴,在将改革开放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推向纵深的同时,也更深层次地改变了曾经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大地。经济腾飞带给社会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及随处可见的改革红利,使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经济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物质实用主义很快成为主导价值取向。同样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也进入了快节奏,工作需要出效率,吃饭是快餐。日常生活的更新也在加速,各种生活物品不断更新换代,漫天的广告告诉人们的是它们在技术上的不断向前。新的生活模式需要新的思想体系与之相适应,而讲求对现实利害的超越以及耽于沉思冥想的美学显然与飞速变化和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大地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龃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但当时并不特别明显。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积累,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开始变得明确而直接,这种龃龉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物质欲望扩张和横行的语境中,人们把目光主要聚焦于实际的经济效益与富足享乐的日常生活,美学的边缘化局面直接摆在了研究者面前,成为难以扭转的文化趋势。

  不仅如此,从学科内部关联来看,曾经与美学联系紧密的文学和艺术,也逐渐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路程。与经济领域的情形相类,美学与它们之间的隔膜也可以追踪到8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经济带给社会的巨大冲击力尚未得到充分展示,而拨乱反正,从思想意识上清算“左”倾思潮带给社会和个体的伤害,则是当务之急。美学,与当时的政治导向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诉求处于同步。美学界在进行拨乱反正,反思和控诉,文学、艺术同样如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道主义艺术”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内容。美学满足了时代需求,且能够从学理层面为文学和艺术提供支持,因而大行其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是80年代“美学热”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改革和思想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整个社会打开了知识视野,一个多元化时代迅速到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经过80年代的翻译运动,大量外国著作和思潮进入中国,拓宽了国人的思考空间,加深和重构了作家、艺术家对文学和艺术的本质理解,更新了他们的创作模式和表现手法。同时,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文学和艺术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回应。于是在80年代中期,正当美学进行学科试验,探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时,文学中却出现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实验戏剧等,而在艺术领域出现了新潮的“85美术运动”。陈晓明总结80年代中期文学发展时说:“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已经汇聚了多样化的经验……在文学方面,普遍为一种乐观情绪所支配,似乎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可以标志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变得理直气壮,因为它被认为是反映了历史的主导精神——它是现代化进步的文化象征,也是现代化必然胜利的精神成果。”[4] 325高名潞在总结“85美术运动”时指出:“85美术运动的针对性则是面对开放后的西方文化的再次冲击,反思传统,检验上一个创作时代(上一个运动),其指向性,则是中国美术的现代化。”[5] 107陈晓明和高名潞的话指出了文学与美术在80年代中期表现出的一个共性,即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文学与美术出现现代化转型。文学与美术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代社会发展同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然而,从它们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变化能够看出,它们的发展与美学正在进行的学科探索之间已经有很大距离。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学、文学和美术开始各自独立发展。

  美学在80年代出现热潮,究其实,是以它与社会关切的话题,以及与文学、艺术的紧密联系为前提的;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正如前述,无论是与社会普遍聚焦,还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疏离,这种疏离,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除经济大潮对整个社会观念的冲击这一大环境外,就学科而言,一个突出的因素则是其学科固有的封闭性。中国美学是在本土文化受到西方影响和冲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美学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行者,如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都深受康德主义影响。这就使中国美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有着浓郁的康德主义色彩。新时期之初,出于对“左”倾思潮和政治的反拨,康德主义的审美无利害以及艺术自律等观念变得特别有吸引力,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认同。“伴随着国际上反理性主义美学思潮、文艺思潮的发展,和西方20世纪各种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代表著作的译介和阐释,在我国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开始出现了‘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倾向”[6] 111。这方面可以李泽厚为代表,1981年他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今年国际会议上有个议题之一就叫‘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我的回答:都要。但如果必须选择其一,那就要康德,不要黑格尔!”[7] 54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融合了康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突出意义在于把康德主义转变为强有力的推动现实的力量。在李泽厚的影响下,“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80年代的新长征”[8] 2。这种话语背景使得新时期的美学成了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微妙结合。然而尽管康德主义美学命题中的审美无功利、主体性以及审美超越性等思想曾经在80年代激动人心,但这种价值取向中也暗示出了现代美学的短板,即如果过分强调美学与现实、与生活、与政治等无关,必然会导致学科自身的封闭性,与活泼生动的社会发生脱节。美学在80年代的中国发展也恰好验证了这一情况。随着美学对自足性的强调,它越来越从社会中抽离,回归到学科内部的发展。在80年代早期,形象思维的讨论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等,很快就淡出学科视野,代之而起的是美学学科自身的体系建设和开拓等问题,如关于美的本质和美的定义的思考、新的美学方法等。就一个学科而言,这些问题当然是基础性问题,值得讨论,然而,相对于新时期伊始美学与社会、与文学和艺术的紧密联系,这种讨论显得不接地气,缺少了深厚的现实和社会根基。

  从我们的论述分析中可知,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学就已经出现与社会关注、与文学和艺术脱节的现象,但当时还鲜有人意识到美学的边缘化危机已经悄然来临。注意到这一现象,还需要滞后一段时间。因为事物达到峰值后,在走向低谷的过程中,同样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学边缘化的迹象,虽然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展露,但由隐在到浮出地表,衍变成新的文化现象,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正是由于这种滞后,让我们把美学的边缘化与低谷期的出现,定格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这种边缘化,真正被学界普遍意识到,则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即已经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需要指出的是,学界之所以会在90年代之后才意识到美学走入低谷,还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美学已经实实在在被社会抛向边缘,成为象牙塔内的智力游戏;其二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使90年代的知识界从80年代的浪漫激情中走出来,开始反思这种激情中无法避免的浮躁和乌托邦色彩。

  随着90年代的降临,美学学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清局面。很多美学研究者从美学领域淡出,开始从事其他方面研究。高建平曾经在其论文中回忆90年代后期他刚回国时的情况,来到书店,书架上只能找到一两本美学著作,这种萧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9]。然而那时的美学研究者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他们也在尽可能地使美学重回中心,有的放矢。这表现在90年代中期前后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审美文化”这一术语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使用,较早使用者如潘一,他在论文中指出“青年审美文化的产生正是文化分化和整合的某种结果”[10],他的分析,主要还是立足于青年群体这一特殊的文化圈,与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之间有理论联系,但二者并非同义。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文化,作为一个受到关注、且有着自己独立价值诉求的新的美学生长点,则是在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学者的反思以及期望美学从既有的康德主义体系中突围有关。80年代,美学领域对康德主义审美自律观念的认同与召唤,最终导致了美学将自身封闭于象牙塔之内,越来越与社会脱节。审美文化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大众文化与变化中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试图重建美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90年代之后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除了与走出美学学科发展瓶颈的直接诉求有关外,至少还关涉到如下几方面因素。其一,它是80年代“文化热”的延续。80年代是一个文化上的特殊时代,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交汇在一起,使那时的中国成了各种思想的操练场。在重重对立、冲突和杂糅中,一股从文化视角反思中国与应对当下的潮流兴起。“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系列丛书,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学子。李泽厚在同期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等,也都带有浓郁的文化意味。他在80年代美学界特殊的地位,自然会使这种隐含的文化意蕴在其后学中得到延伸。除此之外,反思传统文化的系列丛书也大量涌现。在这股潮流下,思想领域的各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些许文化色彩。其二,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出现在人们面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很快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大发展,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审美化倾向日趋明显,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这无疑会给寻求突围、重返社会的美学提供机遇。其三,知识分子内部学源背景更新带来兴奋点的转移。80年代的美学研究者,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受到苏联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对政治有着难以名状的敏感,话语体系也主要是在苏式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打转。90年代之后的很多学者,则成长于80年代西学大放异彩的时代,他们对各种“后”学,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如数家珍,受这些思想影响,他们质疑80年代新构建起来的美学体系,如进入90年代之后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同时对权力、文化政治、性别诗学等充满兴趣,因而用新的视角和理论解读当下中国,成了他们的自觉选择。其四,它还是90年代学者有意识推动的学术产物。有学者已经指出,“审美文化研究的勃兴与学术团体的积极倡导有着很大的关联。1988年底,中华美学会成立了青年学术研究会,1994年又成立了‘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这两个分支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大量与审美文化有关的研讨会”[11] 295。根据文献显示,这两个分支学会在90年代组织了不下七次审美文化方面学术会议,一些刊物如《文艺研究》、《浙江学刊》等也组织了专门笔谈。在学者们的有力推动下,审美文化研究成了90年代最亮丽的一道美学风景。

  三、上世纪末到当下:美学在与世界再次相遇中复兴 

  经历了90年代近十年的沉寂,在新的千禧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中国美学逐渐走出了此前的低回逡巡,重新介入社会,应对和诠释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展露出复兴的态势。这次复兴,是在与世界再度相遇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次相遇,与此前单向度接受西方影响不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使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和社会语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同步性,因而中国美学研究者从其西方同行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灵感和更加开阔的视野的同时,也获得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

  这次美学复兴,被学界名之为第三次“美学热”[12],[13]。就具体内容来看,它是与文化研究,尤其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与学理探究联系在一起的。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之初,科技更新的加速以及经济迅猛发展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变化,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从价值观念到日常生活,从都市到乡村,全球似乎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高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感知模式,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距离不再是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早晨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晚上来到另一个国度,即使身在两地,也同样可以通过互联网对话交流,产生同时性体验。跨国企业的工厂建在世界各地,把相同的产品输送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国际知名品牌,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属品,而可能会有很多产地。同样地,很多产品,它的生产部件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很可能是多个国家合作的结果。当这些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也就意味着一个共享时代的到来。知识界把这个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等人则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个时代,他们将之命名为“消费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描述,国内比较重视的是费瑟斯通的定义:“我们可以在三种意义上谈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14] 95~98在这三种含义中,国内学界关心的,主要在第二和第三种的指向上。这主要是因为,后两种才是消费社会的表征。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其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它是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一种延续,在世纪末又与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某种程度上纠缠在了一起。其次,它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文化特质,重塑了美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美学在中国的象牙塔发展态势。随着国内经济繁荣,中国的都市生活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消费主义特征,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美学关注,也就开启了美学诠释社会的新思路,同时也使美学重返社会,进入社会话语视野。再次,它突破了旧有的接受西方影响的模式。中国对西方的接受,是在受动情况下开始的历程。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与西方的不对等。世纪之交,这种局面发生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促使原本强势的西方也无法忽视这股新生力量,因而产生了解和平等对待中国文化的冲动,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从这种经济强盛中确立了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以城市为主导的优势地区也在迅速转型,出现消费社会的症候,因而原本仅仅是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现象,如今也在中国都市出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讨论,不是对一个西方美学命题的新一轮追逐,而是美学介入和思考中国现实的一种尝试。也正因此,中国学者才获得了与西方同行面临相同问题的机会。

  但美学这次重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与80年代的“美学热”情形有很大不同。80年代美学热潮,是与思想解放运动直接相连,是为了配合执政党和政府的拨乱反正历史任务而出现的,它面对的是民生凋敝、心灵千疮百孔的社会和人民,是对“左”倾政治的强烈批判,因此,它的社会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然而世纪末以来的美学复兴,虽然它也以建立美学与生活、社会的紧密联系为价值标的,但它没有80年代“美学热”的政治诉求,它对政治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是具体的党派政治,而是比较宽泛的文化政治。并且,80年代的“美学热”,就学科内容构成而言,是康德主义的中国式解读,是试图用康德主义的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命题对抗极端的艺术工具论,而世纪末以来的美学复兴,恰好走了相反的路径。从其价值诉求来说,它恰好是走了反康德主义潮流。这在中国语境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从学科来看,它是美学研究者反思80年代美学发展路径,试图走出康德,重建美学与生活的联系,解决学科困境的一种努力。从关注的中心内容来看,它也恰好是寻求审美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反对康德主义的艺术与生活的二分,与世界范围内的反康德主义取得了一致。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来看,80年代“美学热”秉持的是精英主义立场,仍然将大众置于被启蒙的角色。而新一轮的美学复兴,则是文化精英主动放弃自身立场,并不试图启蒙大众,而试图与大众和解,认同大众的文化与价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和解释社会,重建美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

  但是,伴随着这种复兴,同样存在另外一种论调,即对美学终结和艺术终结的有趣回应。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学科内部来看,它意味着审美的泛化,艺术与生活距离的消弭,是对现代美学价值圭臬的反叛。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之视为审美和艺术终结的表现形式。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也曾经对审美文化研究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偏移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假设存在着一个美学领地的前提之上的,且将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单纯看作是青年一代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着迷,还没有从美学和艺术学科危机和突破的立场来思考。随着西方艺术终结的讨论进入中国,学界很快意识到审美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可以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获得解释,它是消费时代的美学呈现。这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世纪末,中国美学研究者寻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重建了美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又与文学和艺术实践领域的研究者达成和解,使后者重新接受了美学的研究和指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出现了复兴局面;吊诡的是,此时美学正在讨论的话题却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及美学和艺术的终结,它所体现的恰好是艺术和美学学科的危机。中国美学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实现了它的复兴。

  世纪末除了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终结的讨论颇引人注目外,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模式发生转变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时期中西方交流与20世纪两次大的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运动不同,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新时期,知识界都是借西方思想,试图为中国问题找寻理论资源,希望从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影响是单向度的。然而,在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再度相遇,这种相遇,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二者越来越趋向于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世纪之交,钱中文先生在文艺学领域提出“对话理论”和“新理性精神”[15],这些概念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的诉求,即不是单方面向西方学习,而是在交流沟通中确立自身文化和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互相理解,求同存异。这一立场获得了中国文学和美学界的普遍认同。在美学领域,高建平提出“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16]的区别,主张建立复数美学[17]的思想。这都是在试图为中国思想和美学争取发言合法性的空间。在这种思路和价值诉求召唤下,中国学者与西方展开了广泛交流。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很多西方理论界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美学大会会专门设置“东方”或“中国”板块,中国学者当选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中国美学界承办世界美学大会,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合编有关中国美学方面的论文集等。这些活动和事件,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中国美学和文化已经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获得世界性认可。而中国美学的复兴与繁荣,也恰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的。

  当下中国的美学发展,适逢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从国际环境来看,跨国经济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全球一体化,相似的文化处境为中西方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使之在世界上地位不断攀升,也帮助中国学者确立文化自信。学者们在与世界相遇和对话中更加从容不迫,既拓展知识和问题视野,又没有失去主体性。从国内学术环境来看,目前的美学发展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紧跟时代政治主题。80年代的那次美学热潮,并非属于学科自身。它是政治话语在观念领域的延伸,必将随着时代主题变迁而被后者所抛弃。而当下的美学复兴,是由学科自身内部生发出来,并与实践结合,因此有着牢固的学科根基。但是,借学科内部反叛,借讨论艺术的终结来实现复兴,这其间存在悖论。美学的复兴,需要走出艺术的终结,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逻辑体系,在反思自身中找到更加合理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门罗·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M].高建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研究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 高名潞.中国前卫艺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6] 李衍柱.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7] 上海市美学研究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美学与艺术讲演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 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M]//赵士林.李泽厚思想评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9] 高建平.“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J].艺术百家,2009,(5).

  [10] 潘一.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J].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11).

  [11] 李修建,刘悦笛.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姚文放.新中国的三次“美学热”[J].学习与探索,2009,(6).

  [13] 高建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复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4]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5] 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J].文学评论,1995,(5).

  [16] 高建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J].民族艺术研究,2004,(1).

  [17] 高建平.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建构中国美学[J].哲学研究,2003,(2).

作者简介

姓名:张冰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天娇)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