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首页 >> 社会学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2016年04月05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春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二、多层级政策执行与制度环境本文对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解读不同于以往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更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政策执行者实际采取的治理策略,以及这些治理策略相互交织时构成的激励、约束与机会结构。

关键词:制度;发包;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组织发展;研究;风险;激励;执行

作者简介:

  ⑦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⑨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7,no.1,2011,pp.1~45;敬乂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5期。

  (11)如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2)如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 pp.167~186;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参见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15)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6)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截至2014年8月,S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数达12065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7个,这一规模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S市是各种先进经验的输出城市,如最早探索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公益招投标制度等。

  (18)K.J.O’Brien and L.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pp.167~186;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参见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1)J.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no.1,1994,pp.1~29.

  (22)“行政发包制”是国内学术界从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一个分析概念,即把企业理论中关于发包制与雇佣制的区别经过一定的转换和发展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了“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的“科层制”相对应,也和纯粹的“发包制”相区别。该概念指的是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治理中存在着一种兼具行政权威和发包制特征的治理机制,(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4)周黎安、王娟:《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7~128页。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6)曹正汉、薛斌锋、周杰浙:《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27)这里所说的“制度生产风险”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生产可能被上级政府否定的概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清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非受其他动机影响而过于“变通”,否则其制度生产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28)Y.Qian and B.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29)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30)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而提升地方公共治理水平、增进公众满意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结果导向为主的治理政绩观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激励也相对不足。

  (31)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2)1984年起,中国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的“下管两级”制度改革为“下管一级”,这样,中央政府就只直接负责省部级干部的任命,省级政府全权负责省内地市级干部的人事选拔和任命。

  (3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4)对S市民政局M局长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20817。

  (35)张紧跟:《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6)对T街道分管民政Y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笔记20130809。

  (37)参见秦洪源、付建

  1. 简介 2012-09-19 14:17
  2. 目录 2012-09-19 14:14
  3. 第一卷 南山经 2012-09-19 14:08
  4. 第二卷 西山经 2012-09-19 14:06
  5. 第三卷 北山经 2012-09-19 14:04
  1. 第四卷 东山经 2012-09-19 13:55
  2. 第五卷 中山经 2012-09-19 11:26
  3. 第六卷 海外南经 2012-09-19 11:23
  4. 第七卷 海外西经 2012-09-19 09:52
  5. 第八卷 海外北经 2012-09-19 09:49
  1. 第九卷 海外东经 2012-09-19 09:46
  2. 第十卷 海内南经 2012-09-19 09:43
  3. 第十一卷 海内西经 2012-09-19 09:38
  4. 第十二卷 海内北经 2012-09-18 16:03
  5. 第十三卷 海内东经 2012-09-18 16:02
  1. 第十四卷 大荒东经 2012-09-18 15:59
  2. 第十五卷 大荒南经 2012-09-18 15:52
  3. 第十六卷 大荒西经 2012-09-18 15:45
  4. 第十七卷 大荒北经 2012-09-18 15:43
  5. 第十八卷 海内经 2012-09-18 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