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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 14:20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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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

  作者简介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朝仕宦

  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 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

  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陈书特点

  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阅读《梁书》、《陈书》时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问题。(一)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不过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二)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三)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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