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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12年10月15日 09:21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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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况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成书经过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内容特点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史学地位

  《后汉书》的历史和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显现了范晔高超的史才。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传》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文学成就

  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

  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序》、《独行列传•序》、《逸民列传•序》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单人传记前的“提要”,如:《范滂传》“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梁翼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著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 张衡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著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著。

  《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古代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着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

  版本修订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他注范书着重训诂,跟刘昭不同。王先谦说他注后汉书不比颜师古注汉书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处。实际上他立为皇太子以后,才跟张大安等共注后汉书,到他被废为庶人,注书工作结束,前后只有六年,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漏略再所难免。何况他们的注书工作似没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至于不可究诘,体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们之手,而是后人补撰。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他注范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事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八篇志的注,就是这样的。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93;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现存《后汉书》,以宋绍兴刊本为最早。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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