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期以来，我国人才供需“两张皮”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促使高校必须遵循开放办学的基本思路，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201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产教融合的举措，瞄准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瓶颈”给出指导意见和政策支持，但走出产教深度融合的大道，还需政府、产业界、高校在实践中化解困境，实现破局。

　　“产教融合”被寄予空前的厚望，但它能够成功化解各类挑战达到预期效果吗

　　“产教融合”作为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高端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新工科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挑战的有效举措，被寄予空前的厚望：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明确“产教融合”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有效举措；

　　2016年3月，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由此观之，“产教融合”远超出人才培养的范畴，被视为以人才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从长远来看，“产教融合”将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打造新型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使高校与产业界围绕产业与技术变革中的核心要素，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和产业体系之间的互动演进关系，推动国家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高端智能制造技术变革。

　　但是，“产教融合”能够成功化解各类挑战达到预期效果吗？就理论层面而言，大学与企业是异质的两类社会组织，其各自的本质属性、履行的社会职能、机制设计与运行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迥异，融合难度极大；在实践操作层面，高等学校与企业具体在哪些维度上可以融合？如何融合？需要设计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推动高等学校与企业界主动破除壁垒，跨越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融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变革哪些规章制度？这些问题成为“产教融合”成功的理论基石，需要在理论上深入再思考并厘定清晰，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则需要破局，化解困境。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操作上，“产教融合”均面临一系列亟待厘定清楚的困境

　　一是在理论层面，“产教融合”的内在机理仍未被破解，导致在操作层面上缺乏理论支撑与指导，难以设计出“产教融合”的相关机制，再叠加上外部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教融合”即使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远谈不上“融合”。

　　二是高校与企业界深度“融合”的内驱力不足，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界双方主动融合的自觉度与国家对“产教融合”的期许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学校与产业界的鸿沟难以实现实质性的跨越。整体而言，目前“产教融合”主要限于企业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一些专题讲座、提供实践基地等浅层次的合作以及部分科技型企业向高校发布的一些产学协同育人项目，而且是局部的单维度合作，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推动高校与产业界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三是高等学校与产业界对各自角色与定位均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作为两个特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双方在惯性思维框架内，难以实现深度融合。高校作为知识组织，遵循学科逻辑组织知识活动，培养各类人才，展开学术研究，理论知识传授与增扩是其传统的主要职能，让高校转变理念，以真实需求为导向，聚焦于市场、产业需求、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化等现实问题，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这意味着高校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界的人才需求与科技成果研究传统上仰赖高校以及科研机构供给，本身没有承担这类职能的自觉，在“产教融合”中，要求其作为组织主体，突破瓶颈，履行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职能，同样意味着企业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与使命。

　　四是“产教融合”主体对各自定位与行动路线不清晰。不同高校因为优势与定位不同，以及不同企业发展的需求不同，产教融合的行动路线与行动方略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照搬某些固定的模式或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