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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2日 10:15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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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线︱《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论文摘要

  报告 

  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经营模式的立法研究 

  作者:孙宪忠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在我国农村推行“三权分置”的经营模式。试验区的经验证明,“三权分置”、不但具有建立规模化农业、绿色农业、科技农业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地位的优势,而且还有保障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以及农业生态,从而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的优势。但是在我们进行相关问题的调研时,却发现我国相关立法并不能对“三权分置”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制度保障。现在特别需要创新设置物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报告的事实依据是笔者多年跟踪研究农村土地权利发展状况的调查。调查已经持续多年,主要采取走访田间地头、百姓人家的方式,所以只有现场笔记而没有发放调查问卷。文章的着眼点是立法研究报告,报告结语部分指出,只有准确理解中央关于“长久不变”的精神,才能够为三权分置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配套制度。 

  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作者:徐勇 

  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摘要: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鲜明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与西方中心主义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范式不同,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的分析范式将中国与同一时空下的世界相应国家进行长时段比较,以发现中国道路历史底蕴中的积极元素,否定长期流行的中国停滞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推动创造出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耕国家内部。这种动力不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力”,而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化动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户农民、内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调适性的国家治理。中国发展在“持久性变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视的“周期式变动”的副线。其深刻的根源同样隐藏在农耕国家的内在基因之中,包括制度粘性、官僚惰性和权力任性等。历史延续性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创新性革命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由此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尽管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过程。 

  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 

  作者:王岩;魏崇辉 

  机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随着“治理”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如何立足中国实际,正确把握中国协商治理的理论及实践逻辑,成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具体到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需要实现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形成中国协商治理话语,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协商治理路径。这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理论前提,中国传统治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生存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存在场域,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必然主体,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客体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存在,通过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形式,实现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均衡发展,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目标,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宽容与贵和,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评价尺度包括权威、共识、制度与法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指导下,根植于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诉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治理构成了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形态。 

  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作者:周光辉;李虎 

  机构: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吉林大学 

  摘要: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依赖于对现代国家的整体性特征的认知和认同,这种特征标志着一个内部存在多样性的国家是完整的独特整体。领土与国家关系的转变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因素。领土逐渐具有权利内涵,是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变的结果,并成为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和主权的核心内容。领土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表明,领土是国家的整体性特征,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必要的测量维度。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领土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能够在国家认同层面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更具有普遍性和完备性的国家认同理论应该以领土认同为基础,以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为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领土认同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应该首先在公民中形成国家的情境化意识。 

  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及其生成逻辑 

  作者:赵义良 

  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摘要: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内嵌于:“历史具体”中,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唯心史观以精神的历史来取代现实的历史,把“世界精神”当成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其结果必将导致现实的历史被虚无化。马克思基于对劳动问题的探索通过思维具体实现了历史具体,从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渊,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才能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从而实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和暂时性,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启蒙辩证法与理性批判的潜能 

  作者:谢永康 

  机构:南开大学哲学院 

  摘要: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韦伯合理性理论语境中来评判,此策略无异于将启蒙辩证法预先限制在一个意义贫乏的框架之内,从而过滤掉其丰富内涵和批判潜能。一旦走出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辩证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绝对理性的元批判等层面上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展开对话,并借此呈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个适当的主体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与主体自我持存的统一。理性的自我批判属于形而上学,但如果其对象扩展到文化和社会层面,那么它必定也是一种人类自我审查的行为;一种适当的自我持存能够提供自我认识和自我审查的动力和尺度,这使得理性批判的潜能得以实现出来。 

  “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笔谈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作者:王迪;王汉生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迈进了新的阶段。相比于传统的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既有的时空边界,从而在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交往、中观群体层面的社会表达、宏观结构层面的社会分化等多个维度起到形塑社会的独特作用。基于对这些领域中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互联网的差异的讨论,本文尝试回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经验现象的变迁,如何进入社会学的研究领。 

  中国网络治理的定位及现实路径 

  作者:何明升 

  摘要:由于人们对“互联网是什么”的认识与时俱进,在经历了从“技术时空”到“新媒体”的转向之后越来越重视其“亚社会”特征,因此,一国对网络属性的不同定位会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式并体现为相应的治网逻辑。对当下中国而言,有效的网络治理模式要契合网络社会存在机制,嵌入现实社会治理体系,并融入法治中国进程。这是考察我国网络治理状况的三个判据。 

  互联网与社会学定量研究 

  作者:孙秀林;陈华珊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社会,互联网兴起以后,“虚拟社会”开始出现,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影响下,很多议题已超出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不仅如此,“大数据”概念的广泛应用和巨大影响,对社会学研究的冲击更为直接。 

  基于规则与事实的司法哲学范畴 

  作者:孙笑侠 

  机构:复旦大学法学院 

  摘要:当代中国的司法活动和司法改革,使法院处于多元司法观碰撞的中心,司法实践要求构建中国自己的司法哲学。根据司法规律的要求,应当从规则与事实的逻辑起点上建立司法哲学,司法形式正义与司法实质正义构成司法哲学的基石范畴。根据司法标准、司法主体与司法行为这三个要素,可以发现三对并存的基本范畴,即规则至上与结果导向、职业主体与民主参与、消极克制与积极能动。当前中国司法中存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专业权威与人民本位的关系、司法被动与司法能动的关系、司法中立与服务大局的关系、独立司法与监督司法的关系,都与这三对基本范畴密切相关。通过司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审视当前司法实践,有利于解决司法运行中的具体问题,也可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作出贡献。 

  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作者:俞金尧;洪庆明;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 

  摘要:对于全球化的历史,人们多关注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纽带的加强,说明和诠释人类从彼此相对孤立的状态,转向相互联系渐趋密切,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但这种关注欠缺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世界各地趋向于使用统一的时间体系的过程。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空间联系的逐渐扩大和加强,与人类为建立全球统一的时间体系作不断的努力是同步进行的。时间的标准化,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时间是社会文化时间,时间的社会性必然导致人类在全球交往层面上所使用的时间趋同。与全球化一样,全球时间标准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与这个趋势的任何抵触都难免失败。不过,这不纯粹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于时间又具有政治性,时间趋向统一的过程中充满了竞争和霸权。到19世纪后期,以格列高利历和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线为基础的全球通用时间体系和时间标准基本形成,体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当时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 

  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 

  作者: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并非只是一个兴起、扩散和内化的过程。争论性逻辑和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性逻辑显示,国际规范的发展还存在起源、扩散和重塑的另一路径。中国通过规范对话、话语批判和自我塑造等机制,用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体系丰富着国际人权规范重塑的实践,为非西方国家突破人权规范发展的单一路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 

 

最新上线︱《社会》2016年第3期论文摘要

  专题:教育社会学研究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作者:吴晓刚 

  机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摘要: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向党靠拢,被党接纳:大学生入党问题研究 

  作者:谢桂华;张阳阳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入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首先是个体对党的选择——递交入党申请,随后是党对个体的选择——筛选符合要求的成员。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9—2012年)数据探讨了影响大学生申请入党和被党接纳的各方面因素。离散型事件史模型分析发现,提出入党申请的大学生和最终被党接纳的大学生符合传统的选拔标准,即学业成绩优异,社团活动积极,担任学生干部,人际关系密切。不过,无论是申请者还是入党者,与其他学生相比,在自尊程度、上进心和事业心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心理特质)。此外,申请入党的大学生在政治理念、实用主义倾向和服从性方面有一定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基本不会影响到他们能否入党。本文的另外一个发现是,高校背景替代了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大学生申请和入党的重要因素。 

  中国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 

  作者:李骏 

  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近十多年来,鉴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用经验数据研究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较少考虑过度教育的选择性问题,也很少对高学历劳动者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考虑了选择性之后,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仍然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同时,对家庭背景、学校出身、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四大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发现,过度教育确实具有负向选择的特点,那些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和较差出身背景的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作者:李忠路 

  机构: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 

  摘要: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本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和2012年毕业于北京高校的本科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读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变量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而比较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这两种选择,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对此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起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招生和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专题:集体行动研究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盛智明 

  机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作者:孙小逸;黄荣贵 

  机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作者:李祖佩 

  机构: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摘要: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工作­—家庭冲突、性别角色与工作满意度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者:许琪;戚晶晶 

  机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省信息中心 

  摘要:本文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且无论是因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员工都会对工作表达不满。与男性员工相比,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会使女性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女性员工也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些发现不仅为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相关后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还为各级管理人员激励员工士气和提高组织绩效提供了很多实践上的启示。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作者:张桂金;张东;周文 

  机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摘要: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最新上线︱《社会学研究》第3期论文摘要

  【专题研究】环境社会学 

  地位差异、适应性与绩效期待——空气污染诱致的居民迁出意向分异研究 

  作者:洪大用;范叶超;李佩繁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环境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经验观察和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移民的因素之一。基于北京市电话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以雾霾为标志的空气污染问题频发,确实引发了居民担忧,部分居民也因此萌生了迁出意向,但居民雾霾迁出意向的分异却不能完全为环境因素所解释;雾霾迁出意向较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适应雾霾的不同行为模式对雾霾迁出意向具有不同影响;对政府治霾的信心可以显著抑制雾霾迁出意向。基于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环境风险变化的动态性关注,本研究进一步尝试发展关于环境移民研究的新视角——绩效期待理论。 

  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 

  作者:陈涛;谢家彪 

  机构: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农民环境抗争研究一直秉持"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农民目标取向的多面性和抗争事件的情境性。通过对大连“7·16”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我们发现,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存在维权、谋利和正名三种目标指向,分别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骗取赔偿款以及为草根动员者自身恢复名誉。学界需要对“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弱者身份与弱者标签以及媒体建构与科学精神展开反思。当前,环境抗争出现了新态势,我们称之为混合型抗争,包括维权、谋利、正名、泄愤和凑热闹等目标指向。社会的原子化和逐利心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和怨恨心理以及地方政府的“维稳恐惧症”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混合型抗争是对当前抗争实践的理论归纳,有利于识别真正的受影响人群和区域,推动社会治理。 

  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 

  作者:龚文娟 

  机构: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摘要:以公众参与促进信任被视为是凝聚社会认同、推动社会稳步发展的有效经验。本文考察了我国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序的弥散性参与行为抑制政府、市场和专家信任,规制性参与行为则有助于促进各系统信任;弥散性参与行为强化参与意愿对市场信任的促进作用,但弱化参与能力对媒体/社团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规制性参与行为强化参与能力对市场信任的促进作用。此外,公众对政府和市场的信任状况对他们面对风险时的反应有显著影响,对多重系统不信任可能激发人们过度的风险应对行为。因此,良好的系统信任和有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社会风险,这既需要系统释放充分的公众正式参与空间,也有赖于通过有序的日常公共生活参与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论文】 

  行政区划调整中上下级间的协商博弈及策略特征——以SS镇为例 

  作者:张践祚;刘世定;李贵才 

  机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摘要: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中常常发生上下级政府的互动,然而学界对其运作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具体案例的经验研究尚显不足。本文以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现实为基础,在理论分析中引入空间和位序因素,建构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模型,即政府区划决策—收益模型和上下级间的方案“协商博弈”模型。继而借助模型对SS镇的区划调整案例进行考察,探究政府在区划决策和互动中的行为逻辑。本研究表明,博弈参与者在具体环境中采用的策略特征包括以内博外、零正嵌套、平衡共赢等,博弈策略的选择受环境因素与政府能动性两方面影响。此外,本文的理论探讨推进了政府行为的分析和上下级互动机制的讨论,对政府内各层级在其他领域的互动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农村改革过程中的试点突破与话语重塑 

  作者:李洁 

  机构: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摘要: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将中国农村改革视为农民自发推动的结果。通过对安徽省农村改革早期实践的考察,本文认为国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推动作用。集体化末期,原有治理模式的销蚀殆尽和科层内部的意见分化为农村改革的基层实践埋下了契机。通过在灾害这一特殊背景下对国家政策的策略性变通,改革者成功实现了对基层民众意愿的捕捉和凝聚,并进一步以“试点”的方式打开了地区政策变革的通道,最终通过话语重塑将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转化为国家制度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了国家在市场转型初期治理意象的延续和统一。 

  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 

  作者:陈鹏 

  机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本文提出社区政体的概念,并系统考察了XT、PG、SD和CJ四个商品房社区从“市场专制型—他治政体”走向“业主主导型—自治政体”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其形成的治理模式、自治绩效、影响因素和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以业委会为核心建制的社区政体系统能够释放出可观的“制度红利”,并有力促进和改善商品房社区的治理境况和业主福祉。这也为当前商品房社区走出“寡头化”和“碎片化”的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旅法华人移民基督教:叠合网络与社群委身 

  作者:曹南来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摘要:全球化不仅指经贸关系上的世界一体化,也涉及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动。在这一背景下,移民宗教已经成为凝聚华商华侨的重要纽带。本文聚焦于旅法温州商业移民的跨国基督教网络及其扎根策略,运用人类学民族志个案研究揭示出温州人的网络经济、传统家庭观念与其基督教文化认同之间的社会空间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反思北美移民宗教研究中的“同化”范式,强调宗教与移民的全球化和多向性发展趋势,而非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单向渗透与改造。 

  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 

  作者:吴莹;卫小将;杨宜音;陈恩 

  机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摘要:自1980年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制度与文化成为影响女性生育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使女性生育成为一种“非意愿性”选择。本研究根据计划生育制度与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将现实社区分为四类:制度影响力强—文化影响力强的强强类型,对应“村改居”社区;制度影响力强—文化影响力弱的强弱类型,对应单位制社区;制度影响力弱—文化影响力强的弱强类型,对应劳动力外流的农村社区;制度影响力弱—文化影响力弱的弱弱类型。本文在四种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引入文化社会心理学及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分析视角,探讨作为内生性的生育文化规范与获致性的生育制度规范的影响效力,以及制度—文化诉求相冲突时个人的行为选择,在现实情境中如何建构出辅助制度实施的新社区文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经济水平提升对制度—文化作用效力的影响。 

  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朱迪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福利的研究相当丰富,但是缺乏对于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质量和个体生活质量因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包括福利获取的多种途径——市场、国家、环境和个体,以及不同获取途径所主张的规范价值——竞争、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在此框架下,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收入和人均GDP等市场竞争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集体消费也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引入客观环境指标后,主观环境评价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只有将发展模式由GDP主导调整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推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治理等制度政策的改革,才能保持居民生活满意度平稳上升。 

  人口流动、居住模式与地区间犯罪率差异 

  作者:程建新;刘军强;王军 

  机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摘要:人口流动与犯罪的关系是城市化和社会管理中需要回答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广受热议但仍存争议的公共议题。本文通过汇集和分析2010年中国地级以上306市(地州盟)检察机关数据,结合对5个省(自治区)9位公安、检察人员的访谈,发现人口流动程度与起诉率显著相关,但租住率却是批捕率的更好预测指标。由于人口流动与租住率的相关性,这可能意味着人口流动促进了高犯罪,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居住状态等因素起作用。人口流动与全部犯罪关联度高,但居住状态作为空间结构性力量,与较严重犯罪关联更紧密。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城市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应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意外后果,重新审视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属性,重视居住的安全防控功能和空间融合效应。 

 

最新上线︱《人口研究》2016年第1期论文摘要

  【人口与社会】 

  从人口转变到人口均衡 

  作者:郭震威;王颖 

  机构:国家卫生计生委科研所;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我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使老龄化社会于世纪之交提前到来。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人口总量较大与结构矛盾突出的"两难"问题,成为现阶段人口均衡发展的基本命题。如果及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择机进一步调整人口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将妇女生育水平提高到1.8左右并逐步回归到更替水平上下,那么,未来三、四十年,我国人口将趋向于一个稳定人口,年龄构成和城乡构成将大体稳定下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约为1/3,老龄化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但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届时,人力资本积累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可望保持总体协调。 

  【生育研究】 

  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张翠玲;刘鸿雁;王晓峰 

  机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摘要:文章利用121县人口监测系统大样本微观历时数据,分析了我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种历史变动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文章认为,我国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早、密、多”生育模式的政策调控,在当前群众主动推迟生育、城乡普遍晚婚晚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继续执行以“晚、稀、少”为导向的现行生育间隔规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70后人群的大间隔生育将是未来不可忽视的一种生育特点,对生育间隔的关注应从人口调控的政策导向逐渐过渡到健康导向。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作者: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 

  机构: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省统计局人口处;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处 

  摘要: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老龄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 

  作者:王琼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试图从需求层面探索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老年人有较高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然而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却较低。影响因素方面,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因素确实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而“未富先老”限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却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论断,在某些细分产业内,“未富先老”的负面作用并不那么明显。此外,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需求的硬约束。儿子和女儿则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论全面两孩政策 

  作者:王培安 

  机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摘要:2016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新公布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文章论述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背景、意义、内涵、决策过程及出台的时机,提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需要做好的几个方面工作,包括依法组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加强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做好政策衔接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帮扶、加强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生育保障。我国的人口国情决定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今后的人口计生工作应该转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优化结构、合理分布、注重服务家庭,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 

  19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变化历程 

  作者:张震 

  机构: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摘要:伴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寿命不均等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即社会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分享寿命延长的成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截至目前鲜有关注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研究。文章利用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世界人口死亡率和经济发展数据,考察19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变化历程,并对之进行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不仅实现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和寿命不均等的大幅下降,并且能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上把寿命不均等降到全球极低的水平。这反映出中国在促进健康公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未来中国在人口寿命不均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研究——基于改进的Lee-Carter分年龄死亡率预测模型 

  作者:米红;贾宁 

  机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摘要:以往文献对中国1958~1961年“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缺乏深入、微观的研究。文章基于改进的Lee-Carter死亡率预测模型,以官方统计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为基础进行回推,重构“大跃进”时期我国历年单岁组死亡率,并逆向预测估算在假定没有饥荒的情况下,“大跃进”时期正常状态死亡人口数量。继而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总死亡人口的估计,对因饥荒而导致的“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估性研究。结果表明,“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1958~1961年间,如果不发生饥荒,则4年正常死亡人口介于4339~4385万人。由于饥荒的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介于1624~2337万人。评估分析表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中值不会高于1980万人。  

  中国“十三五”时期劳动供给和需求预测及缺口分析 

  作者:张车伟;蔡翼飞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摘要:劳动供给和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多种方法对“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劳动供求变化进行预测和分析,并使用脱离教育人数法预测了每年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和结构,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就业弹性变化规律预测了劳动需求变化。预测结果显示:“十三五”时期,新增劳动力供给规模稳中略降,年均增加1568万人,劳动需求增长也比较平稳,年均增加1542万人,劳动供求呈现基本平衡的格局。不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却在不断加大,结构性失业问题比较突出;文章在对劳动供求缺口分析的基础上,具体测算了“4050”人员、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在失业人员中的规模,并就如何促进大学生就业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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