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数据中心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专题聚焦
盘点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趋势
2016年12月28日 14:06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年终岁尾,盘点本年度中国社会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种必要。但是,盘点并非是要将一年来的各类研究做流水账式的铺陈,而是力图借此来审视当代研究者研究状态和未来走向。

关键词:

作者简介:

  2016年社会学研究五大热点 

 

  【“江村经济”与“差序格局”】

  作为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的2016年,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前,在燕京学派影响下,希望将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国学人,不满于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张力,开始将舶来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研究表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标志着人类学的两大转向,其一是从原始初民研究转向当代主流社会研究,其二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本土文化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虽仍有可能被某些具有学术歧视观的人继续认定为“野蛮人研究野蛮人”,但对中国学人而言,其不仅开启了“文明人研究文明人”之旅,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对本土的深层学理探究。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在以《中国农民生活》用英文出版时,马林诺夫斯基给其以很高评价,誉其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革命”。

  的确,工业化影响之下的农村,不可能坚守原有的纯农业生产模式而自生自灭或者也不可能无奈地听任城市的挤压而被动收缩。农村在与城镇的互动、或者城镇在与农村的互动中会生发出互利的冲动: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进城,是农民的市民化;另外一方面是工业或商业的下乡,是城市向乡村的进入,是农民的非农化。所以,工业化既可以在城市对农村的拉力中进行,也可以在城市向农村的扩展中进行,还可以在农村的自身城镇化中进行。有研究指出,尽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将“农工混合”模式解释为中国江南“内卷化”较为明显的村庄特色,但80年后反观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农工混合”模式,可能既是中国大多数村庄的工业化“适应”模式,也是世界大多数村庄共存的工业化“适应”模式。其既具有积极之处,但内涵也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一旦城市的拉力大于农村的坚守力,或者一旦农村的工业化成本高于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则人力与资本会被城市抽离,这可能是乡镇企业的一个“终结”原因。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企业,在赚取到第一桶金之后,纷纷离开农村向城市转移?或者我们要问:为什么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仍然未曾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农村工业在经历长久发展之后仍然难以崛起?为什么大多数乡镇企业会在城市的集约化竞争中凋敝?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可能是:村庄在城市影响下的发展合理性,可能在工业化初期具有生命力,而在工业化中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难以延续初期的那种生命力。由此学术界也不得不感叹:小城镇的确是大问题!

  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时的另外一个学术之问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一个古今比较意义的中国化概念,还是一个中外对比意义的中国化概念。有学者指出,“差”是横向的群己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建构的、具有亲疏距离意义的人际交往生活世界。“序”是纵向的群己关系,是社会地位的序列,是具有高低评判意义的角色位置。只有从“差”和“序”的综合意义上完整定位,个人(或者一个非个人的组织)才能在社会化过程中确切了解自己应持的逻辑角色。“格”是时间,是“差”和“序”中的人在社会时间中的制度确定性。“局”是处于时空定位下的人和人之间互动中的“游戏”设置。唯有在此意义使用这一复杂概念,才可赋予其以历史意义的社会学内涵。将“差序格局”仅仅解释为“水波纹”,是语词的形象化,而不是概念的内涵化。所以,学术界的争论,本希望回到原初文本找到真意,但文本脱离文本创造者之后的存在与使用,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理论建构。现在再在“古”与“今”上区别,或者在“中”与“西”间比较,的确有其概念生发意义,但将这种辨析阐发为“是中国独特的国民性”,或以西方亦存在“差序意义”的人际关系去否定当初的理论再产生意义,可能本身就在消解概念的时代意义与学理意义。当我们将“差序格局”普遍化为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提炼概念,则其本身就可应用于所有类似的社会。于是,差序格局会超越本土语境而成为世界社会学的概念。这正如“大传统”和“小传统”一样,尽管来源于一定地域的调查成果,但却可以具有普适意义。基于此,差序格局可以超越概念本身而升华为一种结构理论,其所蕴涵的语言张力,需要中国学界不断挖掘与提炼,才更具时代意义。

  【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所共同使用的重要概念,也正在形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有研究指出,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政府、宗教、企业或家庭等可以凭借“管理”而形成生活共同体的秩序化过程,但在一个日益分化而复杂的社会,上述社会实体难以仅凭“管理”完成“有序化”过程。所以,“社会管理”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中期的制度尝试,其合理性正在被后工业化所消解。

  有研究发现:为使单位制解体之后的“社会”既富有活力又降低其运行成本,中国不仅创新出了“社会管理”这一概念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的“管理实践”,不管是对小区的划片整治,还是对“网格化”生活共同体的信息收集,还是对“城市信息中枢”的组建,都是以“行政管理”代替了原有的单位管理,或重新赋予居委会或社区以行政职能,承担其有序化社会的职责,并基于政府的无限理性、无限责任与无限能力假设而设计出了“管理实践”。因为是无限理性,所以假设政府做出的所有决策皆正确;因为是无限责任,所以假设政府应担当所有职责;因为有无限能力,所以依仗政府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出现矛盾双方舍弃与对方的协商与谈判而专找政府的局面,形成愈演愈烈的“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博弈,使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开始反思社会管理的合理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社会治理引入秩序化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始在政府的“有限理性”“有限责任”“有限能力”下设计“多元共治”的创新思路,一方面继承社会管理时期的合理经验,另外一方面坚决厘清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力图赋予社会以自我化解冲突的能力,坚决消除那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矛盾格局,建立新的矛盾终结机制,更为重视源头治理。正如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社会治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仅仅以社会治理的概念替换了社会管理而显示“改进”的做法,是一种浮躁的学术作假;空有治理的概念,却无“治理”之内容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庸俗的行政搪塞。这两者,是未来力戒的重点。

  【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被统计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当然,还有一种统计,叫作时点人口的城镇化。这几种做法,都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通过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而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是以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而推进的城镇化;而时点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在某一具体时点,统计居住或工作在城市(镇)的人口而了解其动态变迁意义的城镇化。所以,在现实意义上,最后一种城镇化,因不具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配置意义而难以使用。

  因此,深受“户籍”与“常住”的影响,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是通过赋予农民工以城市户籍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将农民工直接转变为城市市民;二是通过常住人口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因为有些城市固有一种地方保护主义思路,才在需要农民工时,稍许开放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在不需要农民工时,则策略性收紧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所以,中央政府才通过各种文件促使地方政府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效果难以评估,才选择以“入户”的方式推动城镇化。借此制度设计,即使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需要在区别城市中心区与开发区的情况下加大户籍开放力度。

  有研究发现,在以“入户”为“抓手”的城镇化中,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看似“开放”但实则封闭的“选择性”措施,将“积分”作为“转户”的指标,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形成城镇化屏障,只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而难以将农民工看作市民。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才力赞2016年的户籍改革方案:一方面设计了时间表,即在2020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到45%;另外一方面设计了目标人群,将户籍化城镇化的瞄准人群集聚到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军转人员、已经到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以及90后农民工这四个人群。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将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45%,将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60%。这个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业户口人口进城之后,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新的城镇内部的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加强社会的制度性整合,防止社会的裂变。虽然这种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风险,但在当前不失为一种务实的举措。

  【阶层分化与消费升级】

  在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即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有研究表明,社会转型的巨大内驱力,使农民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幅度上升,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划时代意义的巨变,会进一步固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将中国带入现代化新阶段,为中国道路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应该说,人类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最重大历史事件,当属“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快速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

  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中规约的社会流动路径与个人的努力等,形塑了新的社会结构。当前的社会结构是过去社会流动的结果,教育、收入与职业是个人流动的主要解释变量。但在近期,伴随财产的累积与房价的结构性攀升,原有基于个人变量而解释流动动力的模型深受挑战,那种基于家庭赋予遗产继承而固化的阶层位置,淡化了个人的努力动因。在大城市有一套房或继承一套房,你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房价在一年的非理性飙升会远超别人一生的勤奋努力。城市已将其社会成员分类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这使很多人焦躁地绝望于安心工作而趋于投机取巧,渴望有朝一日转变为有房阶层而坐享“食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劳动致富”的公平正义逻辑。同时,房价也通过金融市场将“购房者”持久地收纳为银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由此也弱化了人们的工资上升的幸福感。

  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方式,这使基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为特征而设计的消费品供给难以满足新社会结构中各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发生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对社会学的阶层分化与消费升级富含启示功能。很多研究表明,在中产化影响下,人们对商品与服务产生了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以食品和家用电器为主的消费模式。对财产的增值需求,对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的需求,对旅游与保健产品的类型化需求,对互联网为主的定制消费需求,对环境与空气质量的需求等,正在需求侧形成动力,只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满足了需求侧的结构性诉求,中国的消费转型才能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相匹配。否则,出国游所形成的外需动力,就难以转化为内需拉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完整理解社会结构转型、中产化过程、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内需启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贯彻好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政策,尽快提升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研究表明,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正在形塑预期中的中产化社会。在中国进入中上收入国家之后,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才会历史地绽放出来。

  【婚姻家庭与生育行为】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型。无数研究证明,中国已经从成年化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动因,一方面表现为人口金字塔顶部的老化,一方面表现为金字塔底部的老化。从金字塔顶部来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6岁多。从金字塔底部来说,人口出生率日渐降低。为改变未来的人口结构,为延缓老龄化进程,为减轻未来的老龄化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革,将“双独二孩”改革为“单独二孩”。但人口政策所释放的红利,并未如预期那样展现出来,2014年出生率不升反降。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的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扩大改革的制度红利,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预期中的2016年的新生婴儿数量仅仅为1750万左右——比最初的预测数字低了很多。面对政策放宽但出生率仍然徘徊不前的局面,一种看法认为制度红利需要较长时间才会释放;另一种相反的看法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使假以时日,生育率也不可能持续上升,而可能会表现为先上升又迅速下滑的态势。

  研究表明,生育率的下滑,从家庭人口供给的角度降低了中国家庭的人口规模——老年空巢家庭和成年未婚家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如果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05左右的数值可信,则未来的家庭规模仍然会趋于缩小。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亲缘家庭的网络结构状况,消减家庭的养老能力,催生很多“失独家庭”。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伴随房价的高企与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适婚青年的初婚年龄会进一步推迟,结婚后的初育年龄也会延缓到32到33岁之后,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整个社会生育率的降低,加速老龄化进程。所以,未来的家庭政策,应该从控制生育向激励生育逐渐转型。需要知道,中国是将西方各国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几十年完成,具有很强的超越式现代化特征,他国的经验很难预测中国的转型过程,只有结合中国的特色制定人口与家庭政策,方可适应快速转型社会的需要。

  作者:张翼 来源:《福建日报》

 

 

  盘点:2016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前状态与未来走向 

 

  作者:樊志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年终岁尾,盘点本年度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责任。盘点并非是要将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做流水账式的铺陈,而是力图借此来审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入思状态、致思取向和未来走向。

  2016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可以体现哲学研究者的自省、自觉与自信的入思状态。自省体现了中国哲学家对待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批判的理性态度。这种态度既是基于华夏传统的理性精神,也包含来自于作为他者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观照与比较。值得指出的是,对中国哲学的反省不仅内在蕴含着来自于西方的知识论与诠释学传统所提供的视角,同时又力图揭示中国传统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智慧。自觉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并未停留在一般的纯粹学术层面,而是体现在对中国文化再创造的自觉上。自信则重在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创造的内在驱动力是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传统。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文化自信不仅表明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也同时表明对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优秀现代文化充满自信。2016年举办的“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峰论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对未来道路所具有的文化自信。同时又将这种文化自信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反省的基础上。

  2016年中国哲学研究的致思取向则体现在问题、方法、路径等方面。首先,一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具体化与精致化。日益摆脱大而不当的题目,力图将小题目做出深意。第二,历史感与现实性。中国哲学研究的许多选题都是将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哲学的问题意识重视与哲学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2016年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大致有:经典诠释;内在于传统的问题梳理;以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问题框架审视中国思想传统;基于西方哲学方法(如分析哲学、现象学的方法),对汉语思想文本的解读。不同类型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所体现的哲学方法也略有差异。例如作为中国哲学的专业性刊物《中国哲学史》,其刊发的论文多侧重经典诠释或出土文献的诠释,或内在于传统的问题梳理。而《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所发表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则多侧重于后两种研究方法。至于《中国社会科学》 2016年所刊发的与中国哲学相关的论文,其论域和问题意识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哲学最为关键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自身的问题与语境、现代视域下的传统审视、现当代的中国道路及其哲学表达。

  最后,路径不同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重在强调以何种进路切入所关心的问题。通览2016年中国哲学的主要论述可以发现,切入问题的主要研究路径,一是文献切入。如关于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海昏侯墓的文献整理与分析。考古发现和现代媒体的介入,使得一个十分专业的学术问题进入大众视野。诸如海昏侯墓《论语·知道》篇的考证所引发的对《论语》的《齐论》的学术猜想与论述。二是范畴切入,如对中国哲学中的主要范畴如“诚”、“仁”等的梳理与辨析。此类研究选题虽然已经持续很久,但研究成果在不断深化。三是比较切入,以中西哲学比较,或中国哲学的内部比较来切入问题,并加以现代审视或创造性转换。

  审视2016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其未来走向大致展现出如下端倪。第一,中国哲学研究的古典学向度和政治哲学向度将被继续深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在现代性的启蒙视域观照下进行的,而今又增加了所谓古典学的向度。这种对古典学的关注,并不是在单纯的古典文献学意义上,而是增加了政治哲学的向度。这种新的视域,固然和施特劳斯思想的引入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和中国学界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质疑直接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自主性要求。

  第二,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向直面问题的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家自立门户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中国哲学研究还主要体现为中国哲学史的经典诠释,但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转向直面问题的研究。

  第三,超越狭义的中国哲学,走向立足于现代汉语的广义的中国哲学。这即是说中国哲学在保留自己的“文化种姓”的前提下,会越来越表现出自己的开放性。当代中国哲学界有关中、西、马关系的论述,正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内部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晚近中国哲学界的一系列新的哲学主张,诸如仁学本体论、具体形上学、偶在论、境构论、个体哲学、后实践哲学等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力图超越哲学的学科建制,走向立足于现代汉语的广义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征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原题为“当前的状态与未来的走向——2016年中国哲学研究盘点”。

 

 

  盘点2016年新闻传播学的最新发展 

 

  作者:宋小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并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提出要通过努力,使这些学科加快完善、更加健全扎实。就新闻学学科而言,其支撑作用之所以日益突显,主要得势于互联网勃兴与新媒体崛起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它前所未有地促生了亟待新闻传播学研究应答的诸多问题,也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创新进取、跨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感应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问题意识、拓展着学科建设的行动空间。

  从典型案例中搜索问题、提炼规则针对新近发生的典例个案开展的实证调研及问题分析,是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7-8日,中国法院网、北京法院网连续两天直播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快播”涉嫌传播淫秽视频牟利一案的庭审过程,引发网民热议。有研究者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了“快播”案及审理直播过程,指出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中有欠深入、娱乐“段子”喧宾夺主、“网络直播”不够慎重、舆论对冲触发反感等欠缺,进而提出了改变单纯“用观念引导舆论”的模式,多用事实引导舆论,以真实的情况、数据弥补社会媒体零散、片面的报道,最大程度地还原事件全貌等对策建议。

  

  还有学者结合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报道案例,阐述了灾难报道和危机传播在制度和现实层面呈现的矛盾与冲突,指出城市危机传播的提升需以科学和专业为支撑,实现危机传播与公众需求、宣传框架内灾难报道和应急框架内危机传播的合理对接,以制度的形式消弭危机传播的随意性。

  值得关注的是,《新闻记者》今年接续第3次发布了年度《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梳理了上一年度中10起影响较大的传媒伦理案例,并就这些案例中新闻从业者面对的“隐私权与知情权”、“人物报道的细节与新闻价值”、“充分报道与二次伤害”、“追查真相与越界触法”等矛盾冲突的是非界限展开讨论。这种以核心专业期刊为载体,以稳定的编辑设置为支撑的问题研究类报道的发布,无疑有助于新闻职业道德案例文献的系统积累和公共认知,增进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专业伦理意识和共识。

  在学理外鉴内省中反思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的发展变化,新闻传播学研究也需要反观自身面临和存在的问题,不断自我调整、补充、更新和完善。《新闻战线》发表的一篇《新闻学研究的外部学科引证分析》报告指出:近5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外部学科引证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发展态势,但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存在“引证面窄,很多对于新闻学相当有价值的学科引证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引证;引证内容陈旧,较少关注外部学科前沿;引证结论多,关注研究方法少”等欠缺和不足。另一项关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报告显示:自1979年以来,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攀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展和壮大;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主题聚焦化;得到的外部支持有较大改善。但随着新媒体异军突起,特别是在2011年后,新闻史发文数量与发文作者人数开始急剧下降。有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对现有的传播格局产生冲击,同时也对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研究转到了新媒体方向。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和公众生活的广泛覆盖,催生出了数据新闻这一新型新闻报道方式,它被视为未来新闻业的一种发展趋势,一项有关数据新闻研究的分析报告指出:我国数据新闻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3年起明显增多,研究主题不断扩大,但总体看,这一方向的成果仍以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且多采用个案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报告认为,未来数据新闻研究应着力从表层研究进入深层研究,增强研究思维的批判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教育历来是新闻学知识传承和理论成果产出的最大基地,有学者撰文提出,伴随着网络化关系社会的兴起,传媒行业正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范式需要从面向“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应将新闻学这门注重规范和技能的学科与传播学这门注重经验和方法的学科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既不会丢掉新闻教育最看重的“原则性知识”,又能强化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性知识”,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充分交融。

  积极拓展学科选题和研究方法 

  在互联网传播形态下,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生态的学理建构已难完全适用于认知、解析新的媒介现象与传播规律,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引入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拓展学科议题,丰富研究方法。

  经济学界的数位学者考察了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发现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幅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新闻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负面新闻报道则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这一调研成果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发表于《心理技术与应用》的一篇研究报告采用情景故事法的实验范式和移情归因测量的问卷调查方法,测量了诱发正性、中性和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阅读诱发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受众的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并且阅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将使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心理学报》登载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对“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40天内的94562条相关微博进行了情感分析,研究发现:包含不同道德基础的事件与不同的道德情绪相关联;对于愤怒、厌恶和鄙视,男性普遍有更高的表达倾向和表达强度,而女性更倾向于表达爱和同情且强度更高;对于爱和同情,团体VIP用户表达的可能性和强度都高于其他用户,个体VIP用户比非VIP用户更可能表达愤怒、鄙视和厌恶,而团体VIP用户表达这类情绪的强度最小。该项研究表明,虚拟网络中人们道德情绪特点依然符合道德基础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和情感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网络表达情绪研究的有效手段。

  此外,本年度先后发表的《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政治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新闻游戏的概念、动因与特征》《中国特色词在中外传媒的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战地摄影报道〈日清战争写真帖〉考察》等研究成果,在选题定位、跨界视角或方法运用上也都饶有新意。

  持续推进评价体系和学科术语建设 

  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不仅是要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建构具有自身特质的先进理论体系,也包括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成果评价体系和优秀成果推介制度,不断优化和完善本学科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两年前,为增强国家新闻奖评奖工作的公平公正性和客观性,中国记协增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新闻教研机构为首批试点请奖报送单位,这些单位可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掌握的情况,推荐优秀新闻作品参加评奖。2016年,中国记协又新增了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7所高校新闻学院为试点报送单位,这种广泛吸纳新闻学术和教育组织进入国家新闻奖项评价体系的制度创新,在学界与业界之间开拓了一个新的评价对话和评优互动的制度空间。在优秀研究成果的评选和推广方面,新闻学界这几年也更加积极有为,先后创设了数项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评优推介规程。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委员会各自分别接续公布了第三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和“2016年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年会教师优秀论文奖及青年学子优秀论文奖”,这些常态化的优秀学术成果评价和推介,对于凝聚学界力量、弘扬学术精神、激励学术新人的成长、促进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优质发展很有助益。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年度,《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新闻学卷、传播学卷的编写和审定工作已全面展开,前者是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所用名词术语进行专业的规范化审定,后者是对新闻传播学概念和知识进行高质量的条目化总汇,这两项基础性的工作成果即将于2017年同时以印刷和网络在线的方式出版发行,其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学科基本建设的助推作用和深远影响,令人期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原题为“2016年新闻传播学研究述评”。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天娇)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专题 2016学科盘点 1228.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