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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讲面子”、“讲人情”?
2017年05月25日 14:56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上建立的。血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会天然地形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中国人喜欢“讲面子”、“讲人情”与这种社会特点密不可分。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黄金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自:《文史哲》2017年第1期,原题为“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面子、人情:源自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独特文化机制 

  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与其他类型的熟人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异。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虽然传统社会大体都属于熟人社会,它们在内部构造上却很不一样。不妨通过中西传统社会的对比来对这一判断作出说明。在西方传统社会,虽然同时存在着血缘、地域和精神共同体,三者的重要性却截然不同。其中,精神共同体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我们的祖先崇拜牢牢建基于血缘联系之上,并且经由这一崇拜,人们对于血缘的认同被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希腊、罗马的家神崇拜,尽管起初的确与血缘密不可分,其后续发展却一步步地淡化着人们之间的血缘联系。因此,在西方社会,血缘联系并非最为重要。反观中国社会,尽管偶尔或局部地域也存在着信仰共同体,但人们更看重的归属却是血缘和地域共同体;并且,在信仰、地域和血缘三种社会联系中,血缘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无论是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还是瞿同祖所说的“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都表明血缘是中国人一切社会联系的起点。 

  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这是因为,血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会天然地形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社会格局的不同会导致人们行为取向上的差异:在平面格局中,人们易于秉持普遍主义,也即在行为标准上对他人作同等对待;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则容易信奉特殊主义,行为标准会因人而异。那么,特殊主义的行为取向,会派生出哪些具体的文化机制呢?最主要的在于面子、关系和人情。首先,既然彼此地位不对等,那么,地位高的人就理应受到更多尊重——此种因辈分或社会地位而获得的额外尊重,便是面子的最初来源。其次,人们社会关联度的差异既要求他们根据不同关系类型采用不同的处事准则,也迫使他们在特定情形中,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必须对这些关系进行调适与改变,而这后一点,就必然引发关系的运作,进而产生所谓的“关系学”。再次,由地位的差异和关系的强弱所衍生出的区别对待,容易给社会带来离心力,因此,特殊主义在强调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强烈呼唤一种日常化的社会团结机制,而以“礼尚往来”为核心和基本规范的人情,恰恰能够承担这一功能。因而,特殊主义与面子、关系、人情这三种文化机制和文化逻辑相为始终,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们互为条件,互成因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金耀基才特别强调,“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普遍信任”缺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难免畏手畏脚,而在特定情形中,人们又必须将交往范围拓展至陌生人——正如翟学伟所说,“当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遇有特别事情时,固守于他的常规网络,会使他的特别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关系的范围和资源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于是他会根据特定事件的属性以常规网络为基础来临时构成他的其他关系网络”;正是凭借对关系的运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才可能顺利解决。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为关系的钻营和关系的滥用埋下了伏笔。关系在中国社会运用之广,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策略之微妙和复杂,使得在中国社会演化出了一套关于“关系”的专门学问——关系学。关系学的发达及关系的广泛运用,给社会秩序带来诸多潜在的危害,核心之处在于,它不仅带来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容易滋生公共权力的腐败。因而,总体上可以说,尽管从最初功能上看,关系这一熟人社会文化机制曾发挥出一定的积极功能,然而,其此后的发展却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关系的过度钻营,进而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也因此,在面子、人情、关系这三者中,下文将着重就前两者的积极秩序功能展开讨论。 

  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 

  “面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一是凭借先天所具有的某种身份或地位而自然取得;二是通过后天努力奋斗而赢得;三是依靠某种刻意经营而博得。就面子的功能来说,先赋性脸面是凭借一些先在的因素而获得,因而它对人们行为本身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相反,获致性脸面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而获得,因而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引导和激励作用。由于完善的人格、卓越的社会成就和名望都能给人带来面子,这无形中会引领人们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面子所具有的正面激励功能由此得以显现。同时,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看重血缘,这使得人们的家族观念和家族荣誉感极其浓烈,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与名望,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所在家族的——这里的家族,不仅包括当下所有家族成员,还包括已逝的祖先,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成就性脸面”对于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除正向激励外,面子还能对人们的不当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情有两种涵义。首先,它意为“人之常情”。这一意义上的人情,既可以指人的基本需求——礼记》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也可以指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式的对待他人和社会事务的态度——们通常说做人要通情达理,做事要合乎常情,这其中的“情”就是此意义上的人情。其次,它是指一种社会合作与互助方式,一般通过“礼尚往来”进行维系,此种意义上的人情具有交换的属性。我们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人情概念,也即,此处所讨论的人情,既不是人性需求意义上的,也不是为人处世意义上的,而是社会交换意义上的。金耀基曾将人类的交换行为区分为经济性交换与社会性交换;他并强调,在前一种交换中,人情因素是被冻结的,也即交换是“感情中性化的”,而在后一种交换中,人情却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作为交换媒介而存在的。既然等价性不能作为社会性交换的原则,那么,这一交换形式靠什么来维系呢?简言之,就是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那么,人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呢?大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两种。首先是互助功能,其次是团结功能。 

  面子、人情的功能变异 

  面子的功能变异:首先,面子评价标准的物质化。在传统社会中,面子的评价标准十分多元,它可以是先天的血统与社会地位,也可以是后天的人格、成就与名望。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只是其人生成就的一部分;并且,财富欲成就一个人的面子,还须加入某种道德考量。一方面,它要求财富本身以正当的方式获得,所谓“取之有道”。另一方面,财富拥有者肩负着回馈社会的道德使命。这意味着,越是富有的人,越需要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赈济穷人,或是以其他方式造福乡里,总之,从社会所获得的财富,得以特定形式反哺社会,不然,便会招来“为富不仁”的骂名。。因而,总的来说,在传统社会中,财富只是造就面子的诸多资源之一种;并且,只拥有财富并不足以给人们带来面子,还必须融入一些外在的道德尺度。然而,在当下社会,面子的评价标准日趋物质化,财富成为衡量面子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其次,面子运作的虚假化。在传统社会中,通过做“面子功夫”而刻意营造出的面子通常为人们所不齿。然而在当下,“面子功夫”却俨然成为面子运作之常态。它不仅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还广泛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然而在当下,“面子功夫”却俨然成为面子运作之常态。它不仅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还广泛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 

  人情的功能变异:作为社会互助与团结手段的人情,在当下正发生着功能上的扭曲。首先,人情沦为一种敛财手段。在传统社会中,人情的直接功能是社会互助,然而在当下很多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花样百出的人情名目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人情俨然成为了人们敛财的手段。其次,人情成为变相的行贿手段。在传统社会中,人情不仅强调相互性,而且注重数值上的微妙平衡。而今在很多情况下,人情成为单向度的输送,即便是相互的往来,人情的支付也极其悬殊,尤其当人情一方是权力的拥有者或支配者时。再次,人情加剧着基层社会的分化。由于人情在当下已沦为一些人敛财的工具,因此,部分民众不愿再参与到人情循环中。然而,自外于人情循环的结果,却是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引发变异的原因 

  自清末开启法制现代化以来短短百余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传统的熟人社会正与我们渐行渐远。这场变革最终会把我们引往何处?根据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熟人社会终将为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然而,就中国社会而言,这一判断不仅显得有些为时过早,而且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泥淖。或许,德国学者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代表了一种更谨慎和谦虚的理论姿态。根据滕尼斯的理论,传统社会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以血缘亲情、地缘联系和精神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现代社会则建立在惯例与契约基础上,它“以众多的赤裸裸的个人为前提”。顺着滕尼斯的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主要不在于人们之间是熟识还是陌生,而在于人们之间结合的基础和纽带。因此,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全然陌生化,尤其在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虽然面临总体性衰落,但在某些地方,甚或某些领域,熟人社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的熟人社会到底多大程度地存在着?对于这个问题,国内两位社会学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贺雪峰看来,当下中国社会已然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与贺雪峰不同,学者吴重庆则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无主体熟人社会”。然而,现代化的结果未必是熟人社会的全面瓦解——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无法对熟人社会的最终走向作出准确的预判。但是可以说,面子、人情等熟人社会文化机制在功能上的变异,很大程度上都可归因于传统熟人社会的解体。然而,用以支撑面子、人情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并不会因为百年来政权的更替和各种社会运动而不复存在,它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存在于社会当中。 

  既然面子、人情的实体性条件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又何以会发生变异?原因主要在于,它们赖以存续的手段性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原有的社会舆论机制出了问题。与大传统之运行主要依凭官方力量不同,小传统所依靠的乃是民间力量,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社会流动性极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如不发生重大的变故,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将固守于那一方土地,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主体是常在的。主体的常在意味着社会舆论对人们的评价将萦绕于个人生命的始终——考虑到在传统社会,个人生命是家族生命链上的一环,因而,此种评价还将波及其所在的整个家族,包括祖先、当下家族成员及子孙后代。同时,主体的常在也意味着,舆论评价会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个人若失去了舆论的正面肯定,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自我感受,还可能使其丧失社会交往中的机会和资源。此外,主体的常在还意味着,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事而形成的舆论很容易产生一种蝴蝶效应,从而使相关者面临一种集体褒扬或千夫所指的局面。以上几点,共同决定了社会舆论之于人们的重要性,以及舆论压力本身的强势性。在如此重要和强势的舆论面前,人们必须审慎地安排自己的行为。然而在当下,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社会的陌生化程度不断加深,而社会的陌生化虽未必会导致主体的全然缺席,却一定会引发主体的不常在。主体的不常在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舆论对人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舆论本身难以形成强大的压力。此种情境之下,人们虽仍看重面子(“活得有面子”是中国人自我满足的重要实现方式),但追求面子的手段却与此前截然不同:原先的审慎行为和积极进取,代之以面子功夫或投机取巧甚至违法犯罪。随着社会舆论的弱化,舆论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标准变得不再重要,也不再为人们所看重。这必然使原本加诸面子之上的道德尺度逐渐松弛,面子的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物质化了。如此运作的人情,非但无益于社会的互助与团结,相反,它还会把社会带入更深层次的分化与分裂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能成为公共权力腐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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