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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端午节习俗都是怎样的?
2017年05月27日 10:38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因应不同时代、地域、人群以及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国的端午节有着众多别名。那么,历史上,端午节习俗都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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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原题为“粽子与龙舟:日渐标准化的端午节”。 

  因应不同时代、地域、人群以及特定的社会语境,尤其是节庆的主要仪式活动,端午节有着众多别名,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名称最多的一个,诸如五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粽子节、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女儿节等等。 

  从根本而言,端午节是人们对自然时令转换的理解而生的一个节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们面对即将来到的炎热夏天举行的一种群体性的“过关礼”。换言之,在相当意义上,端午的关键在于“季节的交替,夏至即将到来,固民众要举行各种予以准备和应对的季节性仪式”。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故五月又有“恶月”之称。《荆楚岁时记》有言:“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因此,端午节又形成了一系列除瘟避毒、祛邪的节俗。艾蒿、菖蒲、桃枝、朱砂、雄黄、五彩线等都是端午节常见的节日用品与物饰。是日,人们在门前系朱索,贴五毒符、张天师像、钟馗像,在门窗插艾叶、挂雄黄袋,把蒲剑、桃枝放在床边,用兰汤沐浴,喝雄黄酒、艾酒,给小孩佩戴香囊、穿五毒衣、围老虎肚兜、系五色丝缕等,从而祈求小孩健康成长,祝愿老者延年益寿。 

  这也是至今包括有名的嘉兴粽子在内,人们习惯性用五色线捆系粽子的原因。当然,端午节的节令食物不仅仅是粽子,会因地方物产而异。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端午》写道:“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 

  除了采取种种防护措施,人们还会在端午采药、制药并用药。这在曾经长期共享相同历法的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早在汉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说法。在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中,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后来,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捉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在杭州,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这一土法如今在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导致孩子中毒,还被权威媒体“探秘”。此外,有的地方人们还会在端午这天在蛤蟆口中塞墨锭,悬挂起来晾干,做成蛤蟆锭,以之涂抹脓疮。 

  在北京,有“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的谚语。明人的《长安客话》有载,太医院的御医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挤酥,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有一年,受命完成这项差事的人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看不惯的人就写诗讥讽云:“抖擞威风出凤城,喧喧鼓吹拥霓旌;穿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蛤蟆剜眼睛。”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王士祯的《居易录》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是其遗制也。”《闾史掇遗》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云:“……以针刺其双眉,蟾多死。吾乡朱公儒为院使,俾两眉止刺其一,蟾虽被刺得活,后遂因之。” 

  明代,赴南海子捉蛤蟆取酥的官人的具体手法《帝京景物略》也有载:“针枣叶刺蟾之眉间,浆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1929年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亦有纳古墨于蟆腹,向日晒之,谓其墨可疗疾,故有‘癞蛤蟆脱不过五月五’之谚语。” 

  对于女性而言,端午同样是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才有“女儿节”的别名。早在明代,五月初一到初五这几日,京城家家户户都会把小女孩打扮得玲珑剔透,出嫁的女儿也会在这几天回娘家。打扮闺女时,人们要用石榴花,使之“尽态极妍”。沈榜的《宛署杂记》云:“燕都自五月一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帝京景物略》还专门提及这几天人们打扮闺女要用石榴花,所谓“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还提及京城人五日群入天坛避毒、吃粽子,南耍金鱼池,西耍高粱桥、东松林、北满井等习俗。到康熙年间,以女儿为中心的端午节俗一如既往,人们不仅用石榴花装扮闺女,还给女儿佩灵符。同期的《大兴县志》说:“五月五日,悬蒲插艾,幼女佩灵符,簪榴花,曰‘女儿节’。”《百本张岔曲·端阳节》云:“五月端午街前卖神符,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樱桃桑葚,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一枝枝艾叶菖蒲悬门户,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姑娘们鬓边斜簪五色绫蝠。” 

  《北平风俗类征》抄录的关于过去北京端午的风俗条目,有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小孩健康的关爱。富察敦祟的《燕京岁时记》有载:“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让廉的《京都风俗志》也有相似记载:“人家妇女,以花红绫线结成虎形、葫芦、樱桃、桑葚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属,以彩绒贯之成串,以细小者为最,缀于小儿辫背间。或剪纸或镂纸折纸,做葫芦、蝙蝠、卍字各式,总谓之‘福儿’,杂五色彩纸以衬之,总谓之‘葫芦儿’。妇女买通草小虎,草绒福儿,带钗簪头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儿留之,其葫芦等物,尽抛街巷,谓之‘扔灾虫’。是日小儿额上,以雄黄画‘王’字,又以雄黄涂小儿鼻耳之孔,谓如此,夏月能避诸虫,亦有饮雄黄酒者。”在《民社北平指南》中,端午节期间巧妇秀女的作为与上述文字相同,只不过“葫芦儿”有了“长命缕”“续命缕”等别名。 

  虽然近些年北京的端午节期间有了些应景的端午诗会,但是过去北京的端午节俗显然与屈原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在辽、金、元时期,北京端午节俗是以国家祭天仪式为中心,并有演武性质的射柳、击球等竞技活动;明清已降,北京的端午节日益世俗化、家庭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演进,与不少端午习俗消逝不同,赛龙舟、吃粽子仍然盛行大江南北,用“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来指代端午节也大体可行。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不是别的,而是“奶奶的丝线”——粽子和“爷爷的船”——龙舟指代了原本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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