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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道”与“王制”
2017年07月12日 09:37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没有从中走出来,很值得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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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刘泽华,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原题为“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没有从中走出来,很值得再认识。 

  “王道”之“道”源于王 

  如果深究一下,王道之道究竟来自何处?或者说,王道是谁发明的? 顾名思义,王道就是王之道,王之外的哲人固然对王的“应然”可以进行论说和设计,但其论说的本体仍然是王。 

  其一,道来自先王。“先王”这个词最早见于《尚书·盘庚》篇,它一出现就具有神圣和权威的意义。从西周以降,先王或先王之道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丰富的政治范畴。在春秋以前,“先王”这个概念已凝结了丰富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到春秋时期这些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被抽象为“先王之道”,最早见于《论语》。 

  先王之道既包括制度,更深藏着精神。其精神是什么,这要依各家各派的学说而定。大致说来,先王之道也就是各家自己所倡导的道或学说,正如韩非所指出的:“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儒、墨等以先王为旗帜,事事以先王为法,把先王变成一种绝对的权威,并凌驾于现实的政治权威之上,树立了一个超越现实君王的历史权威和精神权威。 

  其二,道由圣王构建和神化。圣王是贯通客体、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主宰着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权力最合理的握有者。圣王是一个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型塑着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是对王的提高,但也可以说是王的一种属性。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容置疑。 

  圣人、圣王通晓一切蕈物的道理和规律,并能把道理和规律与实践结合起来。《鹗冠子·能天》云:“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孔安国注《洪范》日:“于事无不通谓之圣。”《白虎通义·圣人》载:“圣人者何?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神鬼合吉凶……万杰日圣。”周敦颐说:“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这又表现为如下四种情况:(1)把圣人视为道之源;(2)圣人的功能是对道的体认和发现。诸如“中道”、“体道”、“达道”、“通道”、“得道”等概念所表达的大抵都是这种意思。”(3)道、圣分工协作成就万物和人类社会。其要义就是“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八个字。(4)圣人一般就是王者,但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圣人与圣王多少还有些差别,而圣王更高级。正如苟子所说:“圣人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以上分析只是为说明道与圣、圣王的组合形式,其实在诸子的理论中这几种关系并没有逻辑上的区分,常常是混同或混用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道要靠圣人、圣王发明而显现。 

  其三,王道比先王之道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个概念中,道仍然是依附于王的,是王之道。“王道”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王道规定,王既是绝对的权威,又是民之父母,臣民对君王的指令在行动上必须绝对遵从,“是训是行”;王道既是公正的体现,但又规定只有王能“作威作福”;在情感上臣民还要完全投入君王的怀抱,“以近天子之光”。王道是上承天,下理民的通则;既有超越具体王的一面,但王又可以“体道”,可以说王道是王与道的混合体。且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的一段极著名的话: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董仲舒对“王”是一种哲学释义。许慎的《说文解字》完全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其后两千年没有人提出异议。把一种思想变为字书或辞书的释义,说明这种思想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成为整个民族的体认标准。在董仲舒这里,王道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王之道,它几乎把整个“道”纳入了王道。王道内容的扩张,同时也标志着王的功能的进一步扩张。 

  王道的核心是王制 

  道有规范王的含义,但另一方面,道本身又充分肯定了王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王”、“王制”就在“道”中。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忽视。只要稍留意观察,这一事实应该说是昭然的。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正是在这种形而上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宇宙结构说多种多样,但都遵循天人合一这一总体思路。《易·系辞上》载:“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结构和秩序的一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人合一的中心是天王合一,王也称天。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无疑有其历史认识意义,然而这个恢宏结构真正能把握的部分是其下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主体就是贵贱等级制度,王则在等级之巅。在不同的语境中,道、天道、地道、人道、王道、天理、心性、礼仪、刑法、道德等无疑是有区别的,但从更抽象的意义说又混为一体。无论是“体”或“用”,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其主旨都是为君主体制服务的。道所蕴涵的规律性思维方式及其所揭示的规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有说不尽的话题,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最实际的,应该说是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王权至上论。 

  其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王权社会,从有文献记载开始,有关伦理纲常的内容就十分突出。除庄学等外,伦理纲常向来与政治就是一体的。把伦理纲常形而上化很早就开始了。春秋以前是神化,随着道的兴起,又开始道化(依然保留着神性)。伦理纲常的细目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三纲五常”,并将其形而上化(即既是现实的又被神化)。儒家所论的伦理纲,无疑比具体的君主更有普遍意义,甚至经常高举纲常的大旗批判某些君主,有时还走到“革命”的地步。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儒家是从更高层次上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用形而上论证了君主制度是永恒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纲常对王的规范和批判意义,同时也不宜忽视这种规范和批判的归结点是对王权制度的肯定。王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不仅没有离开王制,而且是以肯定王制为前提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诠释君主的地位与权势的:大凡具有至尊、至上、至大、至神、至圣、至美、至善的字词或事物,都可以用于称谓、指代或譬喻帝王,诸如上帝、天、大、太、上、元、本、始、太上、大君、元气、皇极、太极、宗极、道、圣、中、和,甚至“神庙”、“神祖”等也用来喻君。还有诸多最高尚的道德概念也多半被帝王独占。上述种种概念是文化的枢纽与核心,把这些概念拿掉,传统文化就会散架。帝王在思想文化系统中占据最高点,也必然导致把各种相关的文化意义凝集到王制之中,并告诉人们:帝王享有一切权力。中国古代将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政治权威归纳为“天地君亲师”。皇帝集天地君亲师的权威于一身,具有至上性、独占性、神圣性、绝对性,即使是神明也会自愧不如。 

  如果说皇帝称谓是君权至上观念的极致,那么皇帝制度就是君权至上观念的全面实现。非天子不制礼、不作乐,正如《周礼》所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文化、基本的生活方式等,都由帝王规定和规范。通过一系列名与器、礼与法的规定,维护皇帝的至尊地位。这一套典章制度是王道的核心,并为历代皇帝所沿用。 

  王道说来说去,要点在“君为政本”,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基础。概言之,王道只是一种具体的关乎社会秩序的道,而道的含义比王道更广泛,道的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超越任何具体事物和个人的一种存在,即使是权力无限的君主也难于驾驭。这不仅表现为道、王相对二分,而且“道”对于王还具有某种超越性。 

  苟子提出了“道高于君”的思想。“道高于君”不为儒家所独有,各家各派都有类似的主张,也是时代的通识,连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的法家也主张,法一旦制定出来就成为超越君主的一般,高悬在君主的头上,君主也必须遵守。“道高于君”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在“王道”、“君道”的抽象超越了具体的君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道出自王、王体道和道高于君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的组合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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